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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漢與漢英翻譯教學論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05-8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閻佩衡
页数:279
书名:英漢與漢英翻譯教學論
封面图片
英漢與漢英翻譯教學論
前言
  閻佩衡同志,是我20世紀80年代在西北師範學院外語系任教時的學生。他,幼承家學,敏而好問,多經失利,痴心不改,是一個一心教書的人。  多年來,他給我的印象是︰為人有誠,不忘成功與失敗的甘苦;治學有方,常念理論與實踐的糾葛。無論是治學還是教書,他都有自己獨特的方式和方法。從教育到藝術,從語言到文化,從閱讀到口語,從語言理論到翻譯研究,他總是順藤摸瓜,總有旁通的靈性和感悟;他博獵旁通,主意常新,頗得海內外專家和教授的垂青。撰有三十多篇論文,發表在國內外書刊上。  近幾年,他又在教學實踐與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完成了“二度對話翻譯教學模式”的構建,並依據這一理論的構架完成了《英漢與漢英翻譯教學論》的編撰工作,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看過這部教程,自覺有以下特點︰  一是理論組織科學,時見新穎之處。  首先,他將翻譯過程規劃在一個由表層結構到深層結構,然後由深層結構到表層結構的折線流程之內。這一設想相當大膽,但是以喬姆斯基(N.chomsky)(美)的理論為依據。  然後,他又根據奈達(Eugene A.Nida)(美)的理論,給翻譯中的理解過程設計了一個語內轉換的過渡性環節。他把這種語內轉換的方式組建為一套“邏輯語法”,而與普通語法區別開來。這是一個可以直接操作的步驟,也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因此是科學的、實用的。  更重要的是,他給翻譯及其教學的全過程設計了三個路子︰一是文本的和非文本的路子;二是文化的和非文化的路子;三是語言的和非語言的路子。其目的無非是將整個翻譯行為置于一個既跨學科又跨文化的空間之中,形成一個翻譯運作的約束機制,從而使翻譯教學中的一切問題都可以納入三個思路的統籌之中得以解決,最終求得翻譯“對等”(equivalence)概率的相對提高。  佩衡把這個機制叫做“語境體系”,這是對語境概念的擴大和延伸,是獨到的,也是符合情理的。它既涉及了語內(學科內)因素又涉及了語外(學科外)的因素,因而足以構成翻譯的(大)文化語境,自然也是佩衡的學術視野所及。
内容概要
  《英漢與漢英翻譯教學論》以“一條折線,二度對話,三番翻譯,四周環境”概括了翻譯的復雜過程,既考慮到語內翻譯,也考慮到語際翻譯乃至語文翻譯。《英漢與漢英翻譯教學論》在敘述翻譯理論的同時,又附有翻譯實踐練習,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
书籍目录
绪论1 翻译史上的几点启示2 翻译学上的几个问题2.1翻译是什么?2.2翻译不是什么?2.3本教学论的考虑2.4翻译流程的界定2.5翻译单位的确定2.6语境的重新考虑2.7翻译标准的拟定2.8翻译原则的把握3 二度对话模式的构建上卷 理解1 什么是理解?2 理解什么?2.1meaning的概念2.2meaning的意义2.3意义的分类3 怎样理解?3.1理解原理——“对话”原理3.2结构主义与成分分析3.3转换生成与对话的路线3.4奈达理论与形式解读3.5文体与语域的把握3.6符号学与意义的分类3.7话语分析与翻译的单位3.8三维语境与二度对话“氛围”3.9“对话”渠道3.10逻辑分析3.11功能分析3.12文化分析3.13艺术分析3.14作者分析3.15读者分析3.16译者(主体)分析3.17其他分析结语中卷 比较1 什么是比较?2 比较什么?3 怎么比较?3.1语言比较3.2文化比较结语下卷 表达1 什么是表达?2 表达什么?3 怎么表达?3.1常规处理——直译3.2变通方式——意译3.3直译和意译兼用3.4直译加注释3.5释义性翻译3.6音译之补救3.7模仿3.8关于语感3.9关于惯用法4 关于翻译方式策划4.1关于英汉翻译的一般方式策划4.2关于汉英翻译的一般方式策划5“二度对话”全过程操作示范5.1语内翻译——“入”于里5.2语文翻译——“介”于中5.3语际翻译——“出”于外5.4度转换的语用意义5.5小词汇传达大情感5.6优劣有别结语附卷 练习1 词语(意义)的翻译2 句子的翻译3 描述性文字的翻译4 叙述性文字的翻译5 阐述性文字的翻译6 论述性文字的翻译7 立7用性文字的翻译8 科技性文字的翻译9 对话中的文字翻译附卷 练习参考答案1 词语(意义)的翻译2 子的处理3 描述性文字的翻译4 叙述性文字的翻译5 阐述性文字的翻译6 论述性文字的翻译7 应用性文字的翻译8 科技性文字的翻译9 对话中的文字翻译译及其教学流程示意图主要用工具书主用网址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任何一本书的存在价值都在于,其说法及其做法都能够和另一本书的说法及其做法区别开来,因此就需要说上几句开头的话——作为引子。  1 翻译史上的几点启示  漫长的中西翻译史可以说是一部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历史长卷,远不是这里高谈阔论的话题。于是,我们只好就事论事,采取一点实用主义的态度。  如果将历时两千余年的西方翻译史,①姑且“二战”为界,那么前史就是一卷不乏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各说各长,莫衷一是,而后史则是一卷多见科学探索式的诸家之说,流派迭起,各持所长——如果说前史以哲学、美学、文学的视角经验地、思辨地阐述问题见长,那么后史则普遍是以科学的(尤其是以语言学乃至文化学的)方法论努力解决翻译问题的。  就前史而言,中西翻译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二者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在翻译是什么的问题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定论;在翻译的方法论上都是讨论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在翻译的标准问题上都是探索替作者负责、替读者负责还是二者兼顾好的原则;争论最多的莫过于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涉及最广的莫过于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如果把问题作一个实践意义上的归纳,翻译理论所要寻求的答案便都在于:什么样的理解才是准确的以及什么样的传达才是理想的这两个方面。如果重新回到理论意义的概括上去,翻译家们所从事的研究又无非是“翻译究竟是什么”以及“怎样进行翻译”两大问题。无独有偶,他们的做法都是“经验”的,他们的归纳都是“思辨”的。  如果可以说“二战”以前翻译理论的特点在于“求善”,并以此为翻译的实践提供一套“善行”的经验,那么“二战”以后翻译研究的特征就在于“求真”,并以此给译学的发展绘制出一幅“科学”和“文化”的蓝图。虽然“二战”以后的翻译理论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科学与艺术,,相结合上的描写性阐述(或许这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毫无疑问,翻译研究已经在原有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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