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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时间: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作者:梁漱溟,[美]艾愷
页数:226
书名: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封面图片
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前言
  本集是在我和梁漱溟首次訪談之後所作的第二次訪問的內容。第一次的內容以《這個世界會好嗎》為題出版,這第二次的內容並非“通常的”口述歷史出版品。且讓我以我所在的國家——美國為例,來稍作解釋。大體來說,口述歷史有兩種形式︰“大眾式”和“學術式”。在各形態間另有一個區別一般群眾及歷史名人口述歷史的界線。第一個形態(包括兩種形式中的“一般群眾”方法)——“大眾式”口述歷史——強調自某一時間和某一地點著手來掌握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脈絡。  斯塔茲·特克爾(Studs。Terkel)的專書具體表現了這種大眾式的口述歷史研究方式。他本人是芝加哥的一位政治活躍人士,也是一位記者。憑著1966年口述歷史的專著.Division Street Arnerca,他在美國及世界的意識中留名(Division Street是芝加哥市內一條主要街道名)。該書狂銷數百萬冊,同時也是特克爾出版的一系列口述歷史專著中的第一本。1970年,特克爾出版了Hard Times,該書與前書屬同一類型,內容是描述經濟大蕭條時期的芝加哥。該書同樣造成轟動。在這兩部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中,特克爾賦予許多在“歷史”中沒有聲音的一般民眾以“聲音”;同時,他也很清楚地給他自己“聲音”——盡管這些專著是根據由錄音帶所錄制的對談而寫成,特克爾本人的政治和社會觀點卻透過一些技巧而清楚地呈現,包括他所問的問題、為了提示重點而引導談話的方式以及最後的編輯過程等。  相比之下,我和梁先生的訪談內容以全然未經編輯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眼前。因此,內容有些許重復,甚至有一至二處事實錯誤。在前一集中,我的問題被梁先生的答案所引導,他在第一組訪談中有意提供他自己對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觀點;在第二組訪談中,我試著引導他朝他和重要的歷史人物間的交往來作發揮。除了刺激他的記憶以及保存他能記住的任何東西以外,我無其他的想法。  特克爾的著作是對20世紀50年代歷史學界興起的一種趨勢的反省。該趨勢的研究重點是由貴族(國王及將軍)向普通民眾以及“自下而上的歷史”轉移。相比之下,“傳統”的口述歷史研究就像哥倫比亞大學在1948年所設立的口述歷史研究辦公室所做的工作。它是世界上最古老且組織最龐大的的歷史計劃,主要包含了政治人物、影星以及其他名人自傳式回憶錄的錄音。  當我在1980年首次訪問梁漱溟時,他還不是太出名。在我的傳記出版前,在西方、中國甚至全世界,少有學者認真看待梁漱溟。甚至到了20世紀80年代,當我開始頻繁訪問中國大陸時,大部分人還只是因為毛主席的有關著作中記載了毛主席對梁漱溟的批評才听過梁漱溟的名字。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其他地方,當梁漱溟的名字出現在任何歷史著作中,他總被歸類為“保守派”,無一例外。他也因此被貶為已被“掃人歷史的垃圾堆中”,而和現今無任何關聯。  第二個,也是最為重要的不同在于,對于重要人物所做的口述歷史研究——如哥倫比亞大學的計劃——受訪者本人非常清楚他們的自傳敘述是為了“歷史”所錄制。他們是在制造待收藏(被編輯之後)的文件,這些文件可能成為歷史記錄的主要史料來源。以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計劃為例,受訪人的某些準備性和具警示性的回答反映出他知道他正在為“歷史”留下記錄。這些訪談資料具有一定的準備性、計劃性的特質。它們不但得經過仔細編輯,甚至給人留下準備出書前的書稿形式的印象。  和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訪談內容相較,我和梁漱溟間的訪談顯得較自然,這是很清楚的。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計劃中佔有相對大的分量。在我和梁漱溟的訪談中,我無意將內容以口述歷史的形式出版。1980年和1984年兩次訪談,我的動機主要有兩重。首先,我希望為我所著的梁漱溟傳記的修改工作增添他在生活方面的資料;其次,雖然梁先生當時健康情形頗佳,神志清明,但畢竟年事已高,故我想盡可能保存他在漫長且曲折的人生中的珍貴經驗。  但我無意對其進行編輯或人檔收藏,這是一般如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采行的模式。這些1984年的訪談資料歷經二十余年仍未經謄寫,尚保存于錄音帶中。我在1986年出版的梁漱溟傳記第二版推出以後,全然忘記手上保有這些錄音帶,直到最近,外研社請我將其整理出版。當我好不容易將這些錄音帶找出來後,我發現其中有很多標簽已脫落,不易辨明錄制日期。我一一仔細听過,以確定它們的錄制順序。  從某一角度來講,這些訪談代表著立傳人和傳主間一次偶然性的相會。說是偶然,實因背後許多因素在某一時間點上交會,促成了此一會面。第一項因素便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讓中國與世界接軌,這讓我有機會接觸梁先生。第二項因素便是傳記的出版及成功。當我和梁先生晤面時,該傳記已贏得亞洲史主要獎勵。由于該書的成功,梁先生亦有耳聞,並很快地間接聯絡我,告訴我歡迎我往訪。第三項因素則是梁先生個人的身體和心理健康情況較佳。甚至在1984年,當時他已逾90高齡,我仍覺得他和1980年的健康情形相距不大。  我于1980年訪問梁漱溟之後,一直和他保持聯系。我心里一直認為首次的訪談資料即為珍貴的歷史文件。當我愈往這方面思考,愈覺得梁先生是一位獨特的歷史人物,他的生命貫穿了20世紀前80年中國的每一個重要歷史事件。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獨特且驚人的見證者!讀者若從梁漱溟似乎總是身處重要歷史事件之中這一角度思考,便知我以上所言不虛。例如,梁先生清楚地記得1900年義和團進入北京時的情形。事實上,當年義和團人京時曾立即給梁漱溟的個人生活帶來了重大的影響。他當時正在一所西式學校就學,該學校由他家庭的朋友彭詒孫先生經營,彭先生也是梁漱溟與我的訪談內容里提到的第一個歷史人物。由于學校有西式課程(如英語和科學),義和團焚毀了學校,梁漱溟因此無法繼續就讀。為了不讓漱溟有機會自修,他的家人甚至將他的課本全數燒毀。就在此事發生五年以後,梁漱溟以一個學生的身份,參加了中國近代史上首次民族主義式的學生運動——抵制美國貨。又五年,梁氏加入同盟會,成為地下革命分子,工作內容包括從事一些“子彈和炸彈行動”。一年後,他擔任記者,並在南京見證了中華民國的成立。又過了兩年,他和反對袁世凱的勢力接觸,直至他全心全意修習唯識宗佛學為止,他也因此成為20世紀初佛教復興的重要人物。眾所周知,梁漱溟在五四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教書,而且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也因此認識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章士釗、毛澤東、熊十力、梁啟超以及其他當時中國重要的知識分子。  20世紀20年代,梁氏也和各式政治、軍事人物有所接觸,如李濟深、馮玉祥、閻錫山和韓復 等人。他甚至與許多愛好中國文化的歐洲人士結為好友,包括了衛西琴(Alfred Westharp)、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等。30年代,梁漱溟持續對政治和社會事務傾注關心,他結交了幾乎所有的改革運動的提倡者,如黃炎培和晏陽初等人。他也認識了許多國民政府的官員。他去了延安並且與毛澤東對談。他參與創立了一個既非國民黨、亦非共產黨的政治組織,即日後的中國民主同盟。他于此過程中創辦了《光明報》。梁漱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緊接而來的國共和談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一串他認識的重要歷史人物的名單以及他所親身參與的事件可以一直寫下去,但是我感覺這已足夠證明梁先生是第一手歷史知識以及關鍵且獨特史料的來源,我因此決定于1984年繼續訪問他。  作為(在當時)梁漱溟唯一的傳記作者,我很幸運能將訪談內容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呈現。我感覺有某種急迫的原因使我從這方面著手。當時梁老已逾90高齡,一身體狀況就如同所謂“風中之燭”般,因此,我盡可能快地回去見梁老,以便展開第二次訪談的錄音工作。如同首次,訪談地點在梁先生住處,我每天早上前往,每次時間幾小時,共進行一個多星期,訪談過程中我深感梁先生的記憶極為清楚。  我在這次訪談中問的問題完全集中于梁漱溟漫長且曲折的一生中所認識並交往的人物。在1984年作的這些訪談中,梁老輕松回憶起許多不為人所熟知的人名。梁老立身處世正直誠信,早為世人所稱,我想他斷不至于故意閃避問題甚至捏造回答。這些訪談錄音有個小問題,當中有部分內容與1980年筆錄《這個世界會好嗎》重復。再說,由于我向梁老請教許多歷史人物,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向我解釋一些早已為人所熟知的歷史背景——他大概以為我是外國人,故有必要作解說。然而,現在回想起來,我也覺得這些歷史背景解釋確實有必要,因為它們反映並支持梁先生個人的歷史觀點。  由此,我不禁想起口述歷史的另一項好處,它能盡量補充生活中各層面因未留下足夠文字記錄所產生的盲點或缺憾。這份訪談筆錄,如同已出版的首份筆錄(《這個世界會好嗎》),完全以錄音為準,段落文章亦未經潤色。當然,這也表示我有限的中文能力恐將難逃讀者的眼楮(想來甚是慚愧)。  本次訪談的地點與首次訪談一樣,在梁先生住處的小房間內進行,地址是木樨地22號宅。必須特別注明的是,這些錄音的訪談均是在1984年9月錄制。但其中有一例外(即本書所收錄最後一節),這一例外是在1986年,那是我和梁先生之間一次隨意閑聊的部分錄音。至于我那時為何在北京,說來話長,我也頗願意在此與讀者分享︰原來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作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的組成部分建立于1972年,旨在推動中美兩國問的學術交流事宜。1979年,中美兩國正式建交以來,雙方開始互派訪問學者。然而莫斯利事件後,那些研究領域為中國鄉村社會的美國專家在中國失去了研究基地。他們開始向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施加壓力,申請這樣的研究基地。當時,麥克·奧克森伯格(Michael Oxenberg)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主席,他直接寫信給鄧小平提出了這個請求,請求被轉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但是最終只有山東省社科院院長劉蔚華給了肯定的答復。1986年春,奧克森伯格代表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委派我去鄒平進行考察,並寫出一份調查報告。他告訴我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正考慮在鄒平設立一個研究基地。鄒平考察之後,我在北京拜訪了梁先生,向他講述了我在鄒平的所見所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將我們的部分談話內容錄了下來。後來,我給梁老先生寫了封信,信中描述了對美國學者“開放”的鄒平以及這一發展的重要性。梁老一直以來對鄒平的民生非常關注,他將我的信登在了《光明日報》上。  1985年後,梁先生和我仍有許多面談的機會,但我並未將內容錄下來。這些談話都是較為輕松的閑談,而不是正式的訪談。例如1985年我和內子一起拜訪梁先生。他非常熱情地招待我們,我們如同老朋友般天南地北地聊天。我現在仍然可以一字不漏地記得當時談話的部分內容,但我並未將這些內容收入本集之中,因為這部作品是我們訪談內容的直接錄音文本。我目前正在重新撰寫梁漱溟的傳記,我計劃利用和他所有的談話記錄——無論錄音與否——作為修改的資料。  整體而言,我提供這些與梁先生的錄音訪談作為珍貴的“原版”歷史文件。我也有意將其譯成英文並附加一些評論。我在此謝謝外研社與人民出版社以及吳浩先生的努力,使這些文件有機會呈現在讀者面前。
内容概要
1917年10月,梁漱溟自長沙回北京途中,見軍閥交戰、民不聊生,遂寫就《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長文,並印冊分送。梁先生每見民生困厄,“此心如飲苦藥”,遂“投袂而起,誓為天下生靈拔濟此厄”。有鑒于此,梁先生呼吁民眾自水深火熱中奮起︰    余以為若不辦,安得有辦法。若要辦即刻有辦法。今但決于大家之辦不辦,大家之中自吾曹始,吾曹之中必自我始。個個之人各有其我,  即必各自其我始。我今不為,而望誰為之乎?嗟乎!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一1988)
  原名煥鼎,字壽銘,叉子漱冥,後以漱溟行世。生于北京,祖籍廣西桂林,順天中學堂畢業,其後自學。中國現代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年一1924年執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30年一1937年從事鄉村建設活動。抗日
书籍目录
“演戲也是一種有教育意義的事兒”我做司法總長機要秘書的時候談佛論哲︰任教北大的前前後後總角之交︰與張申府為友的七十余年……
章节摘录
  艾(下略):您当时对京戏也很感兴趣吧?呵呵,我知道,您说北京人都喜欢。  梁(下略):我那时候啊,我这个人哪,——北京话叫做“别扭”。我父亲、我母亲、我哥哥,他们都爱听戏。我就说你们爱听戏,我偏不听戏,呵呵。那年说这话的时候也都有20岁。后来到24岁那年,从前叫民国六年(1917年),民国六年北京的政局有个新局面。怎么说有个新局面呢?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没做成,之所以没做成的缘故是西南反对他。西南——在云南不是有一位将军叫蔡锷,有唐继尧,有广西的陆荣廷,他们都反对袁世凯做皇帝。袁世凯的部下也有一个很正派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叫做段祺瑞。袁世凯想做皇帝,他就把原来国家的制度改了。国家的制度原来在总统之下有国务院,国务院有国务总理。袁世凯想做皇帝,他就把它改了,不要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一个政事堂,他就是总揽大权在总统,不愿意另外要什么国务院、国务总理。段祺瑞反对这个事儿,但是那时候在袁世凯政府里头,他也不是国务总理,他是陆军总长,实际上军事大权由他掌着。所以旁人捧袁世凯做皇帝,他却公开地反对。  公开反对反对不了,大伙儿还是都捧袁世凯做皇帝,他就辞职——我不做官了——他不做陆军总长了,他退隐了,北京有西山,退隐到西山 上,闲住起来。他自己称病,辞职啊,辞那个陆军总长,就说我有病。袁世凯也无可奈何,他一定要辞职,要不干,也无可奈何。这样对他们北洋军人倒留下了一个生机,就是袁世凯死了,袁世凯是总统,副总统是黎元洪。按照宪法,应当由副总统接任总统,该是黎元洪出来了。黎元洪就把段祺瑞找来了,让段祺瑞做国务总理,就把原来袁世凯的政事堂那套东西废除了。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是国务总理,恢复了国务院。这时候南方反袁的觉得他们这样做合法,合乎原来的民国宪法,就承认他们,组织南北统一内阁,组织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一方面有北方的,另一方面也有西南反袁的,就叫南北统一内阁。这个时候按旧的说法叫民国六年(1917年),南方就推出人来参加北京的南北统一内阁,参加的人是云南的,西南方面的,是云南的张耀曾,他刚好是我母亲的一个弟弟,不是亲弟弟,一家的弟弟,我管他叫锫舅,他的号叫张镕西。他就出来担任南北统一内阁的司法总长。他平素就喜欢我,叫我给他当秘书。  他人那个时候已经在北京了吗?  他从云南来呀。  从云南来的,他本来不是在北京的。  在袁世凯还没有称帝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做法学教授。他是留日的,在日本学法学的,反袁的时候就到云南去了。他本来是云南人。  他不但是在北京长大的,也是在您家……  是我们家的亲戚啊,我母亲的堂弟。  他在北京教书的时候,在去云南以前,您和他常常有来往吗?  当然。  您当时对佛教是最感兴趣的,那张先生呢?  那他倒没有。因为我跟他的亲戚关系,北京说法叫外甥。他岁数大过我,大得也不太多,大九岁。那年他做司法总长,我24,他33,也很年轻。  很年轻啊,做部长,当然年轻的。  他就让我给他当秘书。为什么要我给他当秘书呢?因为他是代表西南反袁的势力来的,他常常要跟西南方面的主要人物通密电。他让我掌握密码电本儿。去电哪,来电哪,去信哪,来信哪,我都管这事儿。  所以他请您是他信任您的意思,这种工作绝对不要别人知道的,您是他的亲戚,也不一定是跟您的学问有关系,主要是您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沈钧儒先生也是做他的……  就是这个时候。我是四个秘书中的一个。  哦,一共有四个秘书。  他是司法总长啊,有四个秘书。沈老师一个,我是一个,还有一位姓习,另一位姓杨,姓习的、姓杨的都是云南人,沈老是浙江人。四个秘书分担不同的任务,云南人姓习的、姓杨的管公事,他们管来往公文’,来的公文他们看,他们加意见,发出去的公文也归他们管。我专管机密的,呵呵,写点儿私人的来往信件。我把信写好,给镕舅看,末了他签个名,翻有密码的电报给他看。这年我24岁,沈老42岁,大我18岁。  这个时候的政局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必须要点明。过去主要是一左一右两党,左边就是以孙中山先生、黄兴、宋教仁为主的国民党,是从中国同盟会改组的,是偏“左”一边的。偏右一边的叫进步党,进步党的实际领袖是梁启超、汤化龙,还有林长民等其他人。本来是这么一左一右两大党。前一段是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后一段是他死了,大家反对他,他做不成皇帝就气死了。现在一切嘛都恢复,按照宪法啊,原来的宪法都恢复,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把段祺瑞找出来恢复国务院,请段做国务总理,这是民国六年(1917年)。  张耀曾代表西南方面的反袁势力参加了南北统一内阁。也就是刚才说过的,四个秘书——我主要的给他掌管一部分的事情。沈老呢,是对外的事儿。所以对外——刚才不是提过了,一个国民党,一个进步党。大家都不讲这个,制定宪法的任务给耽误了,大家一定要抛除了党见,要制宪第一,把宪法搞住,因为是制宪第一。议员合起来有八百多人,也不能散,不能完全没有组织,各自组合起来,有的叫宪法研究会,有的叫宪法讨论会,有的叫宪法商榷会,都是研究宪法的。有名的是宪法研究会,主持人是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以梁为首。后来口头上、报纸上常说谁谁是“研究系”,就是说他是宪法研究会那一派的人。  可是两院议员有八百多,有些没有收纳到这里面去,有的就叫“丙辰俱乐部”。为什么叫丙辰俱乐部呢?因为这一年是丙辰年。我们广东有个留学德国的,叫马君武,是丙辰俱乐部的头脑。还有一个有名的议员叫褚辅成,他们是“宜友社”。除此以外,分别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组织,这个时候,张耀曾跟他的云南同乡李根源,还有一位国民党老资格的叫钮永建、谷钟秀,他们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叫“政学会”。我们四个秘书中的沈钧儒代表张耀曾忙着招呼政学会的事儿,沈老人身体不高,头很大,留胡子。  ……
媒体关注与评论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東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粱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费孝通 我对梁漱溟非常佩服,有骨气。我佩服的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 --季羡林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最具特色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他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极具风骨;不尚空谈,而且能身体力行。这本《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是最早全面研究梁漱溟的美国教授艾恺与梁漱溟访谈的实录,粱老畅叙平生,艾兄如实记录,全不加修饰,极具史料价值,谨此推荐,读者不可错过。 --汪荣祖 梁先生有些类似于甘地这样的圣者,通过自己的不断奔走感化大地,于改造人生与社会中践履一己的感悟。实际上,梁先生自己就曾不止一次说过,儒家孔门之学,返躬修己之学也。 --许章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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