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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街 001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鳳凰出版社
作者:梁文道 張大春 許知遠等
页数:229
书名:單向街 001
封面图片
單向街 001
前言
  躺在草坪上,在诗歌、吉他声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和坐在电脑屏幕前、兜里揣着IPOD的一代人会有区别吗?在一个节奏缓慢、信息匮乏的时代中成长的青年人,和在一个瞬息万变、世界每个角落都向眼前涌来的青年,会有不同的思维与情感方式吗?    十多年来,我们听到了太多关于互联网改变世界的赞歌,太多对在网络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溢美之词。政治领袖与商业巨头们都认定自己有必要去取悦Google和Facebook充满孩子气的创始人,而奋力让自己的融入新时代的中年人,则本能的相信年轻一代掌握着更多的资讯,有着更开阔的世界观,更强大的反应能力,更独立的个性。    只有到了近代,“青年”才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一种想当然的变革力量。在传统社会里,一代代人的经验都差不多,那是个向后看的岁月,是一个“黄金时代永远已经过去”的岁月。但当近代世界兴起后,不断涌现出新的技术、新制度,戏剧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使每一代人生活的环境和上一代大不相通。而进步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未来总比现在更美好。  于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两重强烈的感受一直并存。一种是对青年与未来的盲目崇拜,另一种则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古老冲动。它们相互混合,此消彼长。    像是对于过去十多年的情绪的反动,现在人们开始谈论互联网的黑暗面了,既然这项技术被视作新一代人的塑造力量。    “最愚蠢的一代”,马克?鲍尔莱恩的新书的题目耸人听闻。它的副标题同样引人争议,“数字时代如何使美国青年变得愚蠢并威胁我们的未来,或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下的人”。    在这位英文教授看来,信息时代的种种美好许诺不仅没实现,在网络上成长起的、被各种电子产品包围的一代人,不仅没有更聪明、更开放、更有见识,反而是无知、偏狭、盲目的自我为中心。他们有高度的竞争感,却没有真正的创造力,更愿意在既有的框架内、按照社会规范实现自我。  你可以说马克?鲍尔莱恩的夸大其词,每一代成年人,不都有冲动去贬低下一代吗?但是,这种夸大其词却有助于矫正我们日趋严重的技术迷恋症。对于商业世界来说,互联网的确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工作。昔日,洛克菲勒费尽心机,建立起一个全国市场,而现在,Google诞生之日,就拥有了一个全球性市场。也正因此原因,这些年轻人可以几年内,积累起前人一生所积累起的财富。    但是,在文化领域,这种进化论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成立。互联网能处理大量信息,这适用于那些浅显的、可复制的、群体性的文化产品,所以娱乐业在此刻大获蓬勃。但对于那些讲究独特的、暧昧的、深思的、充满想象力的文化产品,这扑面而来的信息,经常意味着对思想与想象空间的窒息,它不仅不打开、释放我们,反而麻木我们的感受,消解我们宝贵的专注能力。    倘若我们不对此保持警惕,人类很可能掉入一个技术垄断的年代,在这个历史的新篇章里,效率、利益、经济进步是社会运转的核心。在很多方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来临。而在这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必然被这些特性深深的作用。    中国的环境与美国不同。由于中国社会曾深陷于政治权力与社会习俗的束缚,技术曾经被想当然的拯救力量。但是,希望很快又转变成幻灭。过多的信息并没使这些青年人更有判断力,他们经常是新的盲从者;丰富的全球文化并没随着宽带而来,反而是一种封闭的自恋意识的兴起……    探讨互联网对青年心理的影响,是《单向街》第一期的主题。我们邀请了从美国著名作家到中国年轻一代,来谈论他们对技术、对青春、青年文化的看法,文章的跨度如此之大,是我们想为读者提供尽量多的视角。我们希望你看到这种价值观的变迁。三十年前,当年轻人要表现自己的个性时,经常选择是文学、艺术作为突破口,而现在则是商业。    我怀疑,我们的编辑们,刻意强调了互联网文化的阴暗面,因为我们都是谷登堡的孩子,我们钟情是的在昏黄的光线下,独自阅读的静谧、句子与句子的逻辑感、字里行间的意外。而对着电脑屏幕、不断被MSN对话框中断、从一个文本接到另一个文本的方式,实在难以接受。我们有点抱歉,使用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但我们也希望这个标题,能激起你的头脑中的不安和躁动。  这本双月出版的杂志书,将刊登评论、游记、报道、访谈、摄影作品。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杂乱的组合,但此刻的中国不正是种种杂乱事件和价值观的冲突和实验吗?    当然,我们的态度坚定和一贯的,就是用一种智力性、探索的姿态的理解中国社会。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这种流行情绪带着“理性”、“实用”的面纱,习惯性的嘲笑一切更为单纯、理想主义的情感。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只生活在现在,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相信除去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别无选择。    而在方式上我们强调的是非虚构类写作——如何把现实题材描绘得小说一样娓娓动听。此刻的中国,不正是一个巨大的戏剧上演场吗,真实的生活比种种虚构都更精彩,但是将现实移植到纸面,却的确需要某种坚信的努力和特别的技巧。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态度和探索方式。希望我们和你,和我们的国家,一起成长,并兴趣盎然的探索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内心。
内容概要
《單向街》雜志書是一份連續出版物,兩月一期,以非虛構類的報道、評論,攝影作品為主。將全世界最好的作品引入中國,鼓勵一種清醒、獨特、富有活力的聲音,將更多年輕人重新吸引到書籍、藝術與思想的情緒中去。  《單向街》的特性,在于它思維的更年輕化與更敏銳的時代感。內容與時代貼得更近,中國正是一個各種社會實驗的萬花筒。在設計上他更與國際潮流接軌,在寫作上它則試圖樹立非虛構類寫作的標準。它還建立起一支以調查性記者、年輕學者、攝影師、藝術家為主的作者隊伍。  《單向街》雜志書試圖提供眾多名家和實力作家最負責任的時代記錄。  《單向街》雜志書試圖發掘和培育中國最好的非虛構寫作文本和寫作者。  《單向街》雜志書試圖讓中國青年一代的公共知識分子發出自己的聲音,期望這些聲音是清醒而令人尊敬,發人深省的。  《單向街》由許知遠主編,聯合文治圖書(wenzhibooks)共同出版。  《單向街001》為該系列雜志書的首期。
作者简介
【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1988年開始撰寫藝評、文化及時事評論,並曾參與各種類型的文化及社會活動。現職鳳凰衛視評論員,並為《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報》等中國內地、香港及馬來西亞十余份報刊雜志專欄作家。
  【許知遠】200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曾任《經濟觀察報》主筆,現為《生活》雜志聯席出版人,《亞洲周刊》與《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單向街書店的創辦人之一。出版有《那些憂傷的年輕人》、《轉折年代》、《新聞業的懷鄉病》、《我要成為世界的一部分》、《中國紀事》、《醒來》等。
  【Nicholas T.Carr】IT專家。新著有《巨大的轉變》(The Big Switch),預言“雲計算”是企業計算領域不可避免的未來。
  【Lebert Skidelsky】1934年出生在中國哈爾濱一個俄籍猶太富商家庭,他的《凱恩斯傳》使他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傳記作家之一”
  【謝丁】曾為《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現為《生活》雜志資深記者。
  【覃里雯】曾任《經濟觀察報》高級記者,現任搜狐新聞頻道總監。單向街書店的創辦人之一。出版《冷酷的新聞紙》。
  【李海鵬】《南方周末》高級記者。2003年起,他與同事一道在調查性報道的采訪、寫作方面作出了開創性的嘗試。現為《GQ》雜志中文版編輯。
  【陳芳明】台灣高雄人。美國台灣文學研究會創辦人之一、美國《台灣文化》總編輯,現任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散文集《掌中地圖》,詩評集《詩和現實》,文學評論集《鞭傷之島》,學術研究《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等。最新計劃是撰寫《台灣新文學史》。
  【黃永玉】 1924年出生于湖南鳳凰的沱江鎮。自學美術、文學,為一代“鬼才”。博學多識,詩書畫俱佳,出版有《永玉六記》、《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比我老的老頭》等。
  【張釗維】 台灣台南市的泉州移民第七代。身兼評論作家與紀錄片工作者二職,現擔任CNEX基金會制作總監,致力于推動華人紀錄片的創作與交流。著有《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穿梭米蘭昆》,探討台灣以及中國的通俗音樂與社會文化現象。譯作《龐克的哲學》。
  【李孟夏】曾服務于現代傳播集團,任北京地區編輯總監,《周末畫報》城市版總監,《新視線》雜志品牌推廣總監。
  【戴锦华】1959年生于北京,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从事电影史论、女性文学及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著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中国妇女文学研究》(合著)、《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拼图游戏》(随笔集)、《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等。
  【郭玉潔】北京大學畢業,曾任《財經》雜志記者,現為《生活》雜志編輯部主任。
  【李來強】22歲,吉林動畫學院攝影專業在讀大學生。個人攝影網站︰www.laiqiang.fotoyard.com。
书籍目录
[话题] 嗨!Julia Google把我们变蠢? 每一代人都差不多——与飞猪的对话 有梦想,但梦想什么?[访谈] 先知的另一副面孔——许倬云访谈[纪录] 出走 大脑里的战争 富豪征婚记 一堂法学课[艺术] 艺术是一种真诚的欺骗——王浪访谈 [随笔] 埋伏有血液里 钱是怎么回事 一个录音带时代的告白 我信佛,连卡佛的佛! 庞家那棵大树 [沙龙] 蒙面骑士马科斯
章节摘录
  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也出来了,但他们也说不出新东西,唯一标榜的就是年轻。  【一】  许多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有一个简单的推理:一个国家如果开始了市场经济,那么在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必然会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  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甚至已经破产。它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会变得民主,变成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历史观来看中国,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会成为下一波政治改革运动的急先锋。我对这个说法非常怀疑。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几个原因。看“西藏事件”引起的反应就知道,当时很多外国人很惊讶,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到海外留学的那批——会那么愤怒,那么爱国?我的一些在外国教书的朋友说,20世纪8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留学生刚出来没多久,就对中国政府有一大堆批评和怀疑,为什么现在这代的年轻人反而那么爱国呢?  事实上今天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和20世纪60~7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非常不一样。回想一下20世纪60~70年代,那时社会资讯很不流通,物资很匮乏,而当时的中国还在一个从全能型的国家慢慢转变的阶段。在那个时代,要买东西是很困难的,买一个外国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谊商城,还需要外汇券,你要看外国的资讯是很复杂的,听外国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种政治冒险。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天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是和这个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政府的怀疑、不满甚至批判是天然的。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对他们来讲,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为什么不满意?你刚刚出了iPhone我有钱我也买得到,什么外国产品我都有,有钱我买真货,没钱我买假货。  以前看外国电影很困难,张艺谋还在当学生的时候,一帮人凑到友谊宾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几个香港朋友带录像带上来给他们看,哦,原来这是安东尼奥尼啊。现在我们到街上随便一个小摊贩说不定都有一套安东尼奥尼,我有什么不自由?你说我言论不自由我天天在网上骂人骂得很快乐啊,那你们干嘛批评我们?你们外国干嘛批评我们不自由?  这种自由是一种消费上的自由,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甚至今天的香港,我都见过这样的情绪。我们会把这种买卖的自由、购物的自由当成是一种人权。以前是从消费上的不自由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不自由,现在我们在消费上很自由,甚至某种程度言论也很自由,那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不会有上一代年轻人那么多的愤怒、不满、怀疑,和批判。而且他门出生的时候是看到这个国家是在崛起,看到这个国家在物质生活各个方面越来越好,他们干嘛要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代的年轻人又很有自信心,这些复杂的特质,不是西方观察家心目中理想的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那种人。  可是我仍然觉得他们会改变,经历过特殊年代的上一代年轻人对政府会有一种不信任感,但是会有一些很切实的要求,比如说我要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生活环境,一些很具体的权利,而这些具体的权利可能是政府都很难拒绝的,比如我要喝没有毒的牛奶,政府能够说不行吗?而他们做这些要求的时候,组织方式,诉求的方式,都会比上一代更成熟,更稳重,更理性,更扎实。我觉得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些要求,这样的一种心态会带来的改变,未必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所想像的期望的那种变,但那是另一种改变。  【二】  台湾、香港的70后、80后年轻人,会比较像日本的70后、80后,那是因为大家的社会节奏或者发展的阶段比较接近,跟大陆是不一样的。在那种状况底下,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学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下流志向”。什么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说一个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钱赚得越来越多,我希望生活越来越好,要有志气,可是现在日本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年轻人的志气是往下的。就是说,我不想读书读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来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业。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学生上课的时候,前面一半坐在那里乖乖地听老师讲,后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里面散步、聊天,老师也不管,管不了。日本大学生的英语比之前退步很多,现在所达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觉得台湾和香港也是同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在香港有一个出版社,我要负责面试一些人,一些年轻人,我问过他们:你有什么嗜好?他们会说:“睡觉”。Ok,那我说,你平时的休闲是什么?“睡觉”。啊?就“睡觉”啊,“睡觉”怎么能成为嗜好呢?我这一代人很难理解的,“那你要来我出版社工作,平时看些什么书?”“我不喜欢看书。”“可是我们是要出版书的。”他说:“那我出书就好,出书不一定就要看书,我出书是要给别人看。”  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里?前十年、二十年,年轻人可能会说谎,他可能不大爱看书,但是他可能会说:我最喜欢《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红楼梦》,等等。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骗你的,很坦白:“我不看书的。”换句话说,他不觉得这是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就会说,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香港、台湾,日本这些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时期,他们从小就发现,那种“努力读书、好好工作,换取一个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钱”的想法——这样的一种想法,本来是支撑战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是破产的。  我不会责怪这些年轻人,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希望在哪里?当你看到自己的父亲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干嘛要好好读书?为了将来有个好工作?拜托你别跟我说这种废话。  但是大陆不一样,大陆整个社会节奏是不一样的。我只从我最了解的一个行业来讲,比如我做媒体,我在香港、台湾碰到的所有媒体的老总,报纸的社长,总编辑……都是50岁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陆遇到的好多老总是30来岁。这是一个二十多年前香港走过的路,30多岁就能管一家报纸,下面几千人,那是因为在成长的阶段,市场突然扩大了,过去媒体就是那几家,但现在突然多了那么多出来,大家都要人,机会在无限地扩大,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东西等着你,你对未来的期望还是乐观的,你会觉得未来会比今天更好。可是台湾和香港却不是这样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香港回归之后看到太多大陆崛起的消息,香港年轻人现在接触到很多大陆来的同学或者同事,和他们一起学习,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当他们发现这些大陆来的同学或者同事,那么努力,那么有志气,那么优秀的时候,他们不会想说我和你们拼了,他/她会说,那我就算了,好累。  换句话说,台湾、香港、日本已经走入一个相对稳定、甚至衰老的社会,而大陆还在往前,窗户很大,我觉得这会影响年轻人对自己的看法,对未来的看法。  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个朋友做一个剧场作品,里面有一段是video,很好玩。我们去街上访问了大概100个人,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第二个问题是:“你会觉得社会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结果呢,全部剪辑起来,笑死人了,90%以上的人都说:我觉得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会越来越坏。那每个人都越来越好,社会怎么会越来越坏呢?  你可以看到,十年前香港这个社会变得很原子化,每个人都会觉得我的成功、我的失败是靠我自己的,我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我自己会越来越好,但当时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社会很糟,会越来越糟。我相信今天当我再去做这样一个作品,说不定百分之百的人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糟,社会也会越来越糟。但我觉得在大陆问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也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是很好玩的,你能够看到人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社会,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怎么认知自己和社会,和其他人的关系。  比如香港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前,出现了政治上世代交替的呼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我们对老一辈的那些政治人物很不耐烦,要有新一代出来,整个社会也在呼唤年轻人出来。香港最近有一个很活跃的团体叫做Roundtable,有几百个成员,是一个智囊组织,几百个大专院校,研究院,或者政党的年轻人,做各种各样的政治研究、政策研究。有很多这类的小团体在出现,好像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主张,要有自己的说法了。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对这批年轻人,真的是太关注了,就是连政府在委任新官员的时候都会从这些组织里面挑一个出来——一个才30岁的年轻人被聘请到政府里做高官,过去从来没有过行政管理经验,只在报纸上写过几篇政论文章,现在给他月薪是接近二十万港币、有司机接送的那种官员,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很焦虑,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都在等,都在想,于是出来一个年轻人,大家就说:啊,他是我们的希望。  可是我觉得这个希望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的只有年轻人,我看不到有新的主张。我研究了他们一两年,这群人,有的是我同辈,有的比我年轻,我观察他们说的东西,大家都在说,我们要摆脱过去的东西,我们要摆脱“民主”或“亲中”这样的二元对立,我们要有新的说法,新的主张,我们年轻人不再那么搞。Ok,那你告诉我第三条路具体来讲是什么,他又说不出来。甚至这次选举,我看到好多新面孔,但是他们玩的游戏,选举操作的方式,竞选的策略,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台湾也有一样的情况,大家都说我们对“统”、“独”很厌倦,不要再搞了好不好,不要再讲了好不好,我们能不能超越它,有一个新的东西拿出来。但你说的超越“统”“独”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办法用一种很清晰、很庶民的语言把它勾勒出来,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未来。相反,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台港两地的主流政治界所提出的第三条路,香港是超越所谓的民主和亲中,台湾来讲,就是超越所谓的“统”和“独”,这两边的第三条路都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叫做实干,像国民党赢台湾“大选”,标榜的就是我们拼经济,实干。当大家都在讲实干的时候,其实就是废话,为什么呢?当我们不要争论,要干实事,那告诉我实事是什么?实事就是发展经济,你想发展经济,就要有相应的对策,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结果你讲出来的那套方法还是原来的老方法,没有新的东西,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当你要发展经济,社会要发展,你要定出方向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选择,没有一种是ideologyfree(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不存在的。当他们说不要意识形态,只要经济发展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空泛的修辞。我很讨厌美国共和党,所以当我看到奥巴马,他出的几本书我都很认真的看完,看了半天我都看不出他所说的change,change……changetowhat?towhere?你要向什么东西改变?我看不到,yes,wecan…….yes,wecan……我们能改变,能改变什么?向什么方向改变,我觉得现在台湾和香港都是这样,都有梦想,那梦想什么?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也出来了,但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他唯一标榜的就是他的年轻。但是年纪的长幼和议题的新旧是两回事。  【三】  虽然我说得很悲观,但是对台港两地的年轻人,或者说对社会,我仍然有某种希望在里面。我觉得台港两地之所以有瓶颈,是因为现在台面上的主流人物,社会上的主流论述,是冷战遗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残骸。他们这一代人所相信的,就是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换来社会的繁荣,低失业率,等等。比如说香港过去标榜,我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遍地黄金的社会,到处是机会,只要你努力,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生活。可是在过去两三年,香港开始有一些零星的说法,它还没有形成很主流,很清晰,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套论述,但是局部的说法出来了,比如说香港那么喜欢拆房子,盖新楼,用地产带动经济,这套逻辑开始被怀疑,很多人说:我们能不能不单讲经济发展,我们要讲生活质量,能不能不要只是注重GDP的增长,我们要注重环境的保护。  这是第二次现代化的一个趋势,用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贝克的说法,第二次现代化就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主张的反省。我觉得香港到了这个环节了。我们开始反省上一代人所相信的那种社会潮流,那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立场是不是要改变了。  但是第二次现代化是一种梦想,这个梦想还不是很具体。上一代人的梦想是很具体的,就是我要从香港深水埗的旧堂楼搬到尖沙嘴附近比较好的房子,终极目标是要上山顶。那是一个楼梯,很实在的。我要从搭公交车,到开个私家车,是很具体的。这代人的梦想,我觉得大陆、香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还有这些,可是又多了些别的东西。那种东西是我刚才所说那种人生。他/她可能说,我的梦想是要开一家小店,我也不要发财,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就行。我的梦想是去旅行,我的梦想是到什么地方去修行。  这种奇奇怪怪的梦想都开始出来了,但这种梦想是一种还没法清晰说明的梦想。这种不实在的梦想反而更好,因为它牵涉的是一个根本的社会选择,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有另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不同的选择方式。这个东西很吊诡的是,它一方面很保守,我们常常讲社会提供很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常常是很市场化的,也就是说所谓提供给你lifestyle,每个杂志都告诉你有多少种lifestyle,你可以坐游艇,你可以坐私人飞机,这是一种消费的lifestyle的选择;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变成很激进的,我们要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要有不一样的游戏规则。  这是对上一个时代的反叛,这个反叛很奇怪,一方面看起来很强悍,年轻人会上街示威,但与此同时,这和我开始所描述的那种“我不想工作”,又有点相互的关联,就是说我不愿意像上一代人所说的那样努力念书,努力工作,好像看起来很消极,但是同时,这是对整个社会运作逻辑的质疑,就是说“为什么人一定要工作吗?人一定要念书念得很好然后有很体面的工作,赚取很好的生活吗?”我拒绝去找一份很稳当的工作,是因为我想有更多的时间骑脚踏车,这难道是错的吗?我赚够了一笔钱,也不想买房子,我只想到哪里去玩一个月,把钱花光回来再说,这难道一定是不对的吗?这样的对以前社会运作逻辑的根本的怀疑,我觉得在港台两地都出现了。  看大陆,大陆现在好像是在重复前十年、二十年台湾、香港走过的路,但又有点不一样。毕竟这个社会是同步运行的,所以大陆的年轻人,80后,90后,也会出现那种刚刚我们在台港两地所谈到的现象,他们是混杂的,一方面觉得前面是有希望的,我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也会觉得,我也可以活得很有原则,我可以有别的生活方式。  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难描述和归纳大陆这一代,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都很难归纳大陆的各个方面,比如改革开放前10年,1980年“文化热”,中国大陆的文化界用十年时间消化掉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韦伯,一直到后现代100年的东西,我觉得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用短短几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几代间经历过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来,是很混杂的,很难做简单的判断。  比如说我刚刚讲过,大陆的年轻人处在一个似乎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很光明的心态,但同时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想要过不同的生活,而这个不同的生活是要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去体现,去承载的。所以现在很难讲,它到底往更保守的方向,还是更激进的方向发展,现在还很难判断。  这很有趣,因为我常常在反省一个事情,我在凤凰卫视做电视节目,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媒体,在北京也不是每家都能够看得到,但是可能在某些学校、某些小区、某些酒店是能看到的。有的农村也是能够看到凤凰卫视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收到农村的年轻人寄给我的信,我看那些信的时候,心情会很复杂。为什么呢?他们会跟我说,我迟早会离开农村,我要出来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仿佛我、凤凰卫视,以及所有的电视媒体、主流媒体,一天到晚都在向农村播送,告诉他们外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花花世界,那边有什么样的好东西,给它一个梦想,使他们有那种越强烈的我要出来闯、我要出来干一番事业、我要出来见见世面的那种感觉。看看我们的报纸,中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城乡对比那么悬殊,可是大家看到的媒体报道都是相同的,今年圣诞节什么酒店有什么大餐,今年的春装怎么样……你跟一个年收入1000多人民币的家庭的年轻人说米兰的春装,他们怎么去解读这个信息?很难怪他们都要出来。  这个过程里面,我每次都觉得不安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人太容易,太想当然了。我不知道,那种“想”出来的愿望,很多人说这是志气,但我很怀疑,这是志气吗?还是是一个错误的幻觉?他有很多的寄望,但是将要破裂,或者发现自己完成不了的时候,还是那个东西吗?我在珠三角碰到好多女工,带着很多理想来到深圳,来到东莞,收入比在农村的时候好多了,可是她天天看到的是什么?东莞是个很变态的地方,全国五星级酒店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是东莞,天天看到很多老板出入,吃、喝,昂贵的消费,然后自己拿这样的薪水,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吗?打完工回去吗?还是留下来?留下来又怎么样?  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我们做媒体的应该去反省,大众传媒那么均质化的散布在全国,我们传递出的讯息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给了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希望,而这样的世界观和希望会对他们形成什么,我真的不敢讲。
媒体关注与评论
  《单向街》这本杂志书,能聚合很多人的思考和对现实的关注,也能引发我们对自己以及这个时代的再度思考和重新认识。互联网和物化,摧毁我们这代人的大脑了吗?或许,摧毁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还有精神层面的大量垃圾。  ——《新京报》  杂志书新秀首发,《单向街》人气最高!  杂志书群落里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单向街书店推出了杂志书《单向街》。首发当日,活动现场人满为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证明了这家书店的人气。《单向街》为双月刊,以非虚构类的报道、评论、摄影作品为主,它力图呈现一种清醒、独特、富有活力的声音。在第一期中,收录了梁文道、张大春、许倬云、戴锦华、黄永玉、李海鹏、李孟夏等人的文章或对话记录。阅读这些文字,会让人对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有更多的认识和思考。  ——《京华时报》
编辑推荐
  《单向街001》——中国青年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首期作者群:许知远、梁文道、陈芳、李海鹏、覃里雯、张大春、李孟夏、戴锦华等。互联网和物化,如何摧毁了一代人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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