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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談舊錄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作者:梁漱溟
页数:320
字数:295000
书名:憶往談舊錄
封面图片
憶往談舊錄
前言
(無論是抗日戰爭(1937年)以前,投身鄉健運動,或抗日戰爭爆發後,奔走國共團結抗日,本書作者的根本用心莫不為謀求全國人的團結合作和國家的統一。而這也是本書上下兩編內容的共同主旨,因以此文為“代序”-編者)我為全國人團結合作奔走的事實經過,約言之可分三段。一段指抗日戰爭前我致力鄉村建設運動,曾經連續三年開了三次全國性鄉村工作討論會,並組成“中國鄉村建設學會”。二段指抗戰爭初起我訪問延安,向毛主席提出確定國是國策,建立黨派綜合體的主張及其後的奔走活動。三段指我把兩大黨之外的小黨派和各方面人物聯合起來組成“統一建國同志會”。在新四軍被蔣屠殺後奔走于兩黨之問,又改組成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去香港創辦《光明報》,為民盟發表成立宣言及十大綱領,代表民盟參加舊政協,盡力于兩黨和談。三段事情在我思想上是一貫的,就是想結束30多年軍閥紛爭之局,樹立統一穩定的全國政權,向著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前進。這思想所由來的曲折過程不能不作幾句簡略的解說。
内容概要
作者的父親早年即熱心于君主立憲,後又轉而參加辛亥革命。在一九二四年辭去北大教職之後,不久即投身農村,從事鄉村工作,前後凡八九年。一九三七年日寇入侵,又為抗戰奔走,從事促進國內團結、一致對敵運動,因而有訪問延安,參與創建民盟及巡歷敵後等活動。至抗戰勝利,又曾為避免內戰,爭取和平建國而盡力。又因他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的人”,是以“動不盲動,想不空想”;行動之中自有其主見。凡此種種,此書所收錄的文字多有所反映,故《憶往談舊錄》一書,可視為作者的父親從事社會活動、參與現實政治的實錄,其中輯錄有其自述數十年間的親身經歷,與若干歷史人物的交往,以及個人見聞等。這些內容多有一定史料性質,因此對了解新中國成立之前約半個世紀間的中國社會與歷史,將不無幫助。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漱溟,後以其字行世,祖籍廣西桂林,生于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要民主人士。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被譽為“中國最後一位儒家”,在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研究上傾注了畢生的精力,主要著作有《
书籍目录
代序 為全國團結合作而奔走上編 抗日戰爭時期之前 回顧家世與生平並試作檢討 辛亥革命前後我的活動與見聞 民國初年的見聞雜記 有關民國初年政史的見聞紀實 憶辛亥革命後第一個“雙十節。 沈鈞儒先生與政學會 訪章行嚴先生談話記 五四運動前後的北京大學 記彭翼仲先生 懷黃遠庸 張公耀曾生平及家世 紀念蔡元培先生 紀念梁任公先生 回憶李大釗先生 略談胡適之 懷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 憶蔣百里先生 懷念盧作孚先生 我國銻礦開發的先驅者 追憶廣州往事 讀《李濟深先生略歷》書後 記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 河南村治學院和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 回憶我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下編 抗日戰爭時期及勝利後 參加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 訪問延安 一九三八年陝甘邊區的人口 記一九三九年敵後之行 統一建國同志會 記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赴香港創辦民盟言論機關《光明》前後 我參加國共和談的經過 過去和談中我負疚之一事 過去內戰的責任在誰? 美國馬歇爾將軍對我的印象 一個英雄兩個惡人 我所了解的蔣介石 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  國共兩黨和談中的孫科附錄 梁漱溟年譜簡編編後記增訂本後記
章节摘录
辛亥革命前後我的活動與見聞我想談的就是這個題目︰“辛亥革命前後我的活動與見聞。”分三段敘述︰一、辛亥革命前夕;二、反清又反袁;三、清廷退位之後。一、辛亥革命前夕辛亥革命前,我在北京順天中學讀書,後來順天中學升為順天高等學堂。辛亥革命那一年,我正好在這個學校畢業。我在順天中學讀書時,有位同班同學,他的名字叫甄元熙,廣東人,他是後來插班到我們班上來的。他從廣東來北京前,就有中國同盟會的組織關系。在學校里,我們兩個人經常在一起秘密地討論是革命,還是立憲的問題。當時,他是革命派,我還算是站在君主立憲派那一邊的。不過,由于清廷的頑固,我自己思想上受到革命的影響,也起了變化,後來也就成了革命派。當時有一本在日本出版,秘密流傳到北京的書,名叫《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這是革命派的胡漢民、汪精衛與立憲派梁啟超等人,分別發表在《民報》、《新民叢報》、《國風報》上的,兩派之間的論戰文章,由旁人匯集起來出版。那時候我們都秘密地看這本書。辛亥革命前一年,在上海有一張《民立報》,是由于右任主持出版的,這是革命派的機關報,我們在北京也能看到。當時,我們雖然還只是中學生,但已在秘密地搞革命工作了。那時候在華北一帶奔走革命的,有一位叫胡鄂公的湖北人。他不是我們學校的同學,在哪里工作說不上來,他的任務是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做革命聯絡工作。那時在北方的秘密革命組織叫“京津同盟會”,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在北方的一個分支機構。“京津同盟會”的首腦是汪精衛、李石曾、魏宸組他們三位,汪精衛是在清朝末年的宣統年間,同黃復生從廣東秘密地來到北京的,他們的任務是刺殺攝政王。因為那時宣統皇帝還只是個四五歲的孩子,實際當家的是宣統的父親-攝政王。革命派想刺殺攝政王,他們在夜里去埋炸彈,炸彈埋在攝政王每天早晨從他自己的府第入朝,進皇宮時必經的路上。結果,汪精衛等人雖在夜里去埋炸彈,還是被人發現而遭逮捕,投入監獄。當時清廷居然沒有殺他,一直關在監獄里。到了辛亥革命那一年,袁世凱才下令把他給放出來。當時,袁世凱是清廷的內閣總理大臣,他有他的陰謀和打算。他一方面站在清廷這一邊,來對付南方的革命勢力;另一方面,他又借革命派的勢力,來威脅清廷。清廷這時是隆裕太後,小皇上就是那個宣統,剛剛幾歲。袁世凱就利用南方革命派的聲勢,來威脅清廷,嚇唬孤兒寡母,同時又借著清廷方面,向南方革命派討價還價。這時候,我和甄元熙等一些京津同盟會的同志,就開展各種秘密活動。我們在北京的秘密機關有兩處,一處設在東單二條,外面看起來是個雜貨鋪,里面是我們的秘密機關。另一處秘密地點,設在後孫公園的廣州七邑會館。現在這種各省會館沒有了。在清朝末年,這種會館在北京是很多的。以上這些,都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事情。二、反清又反袁底下就要說到反清又反袁。這里必須把反袁的事情說明一下。辛亥革命本來是為了反清,反清的時候,首先發動起義是在武昌,那天正好是陽歷的十月十日(陰歷是八月十九日)。開頭倡義發難的,本來是一些軍隊中的下級軍官,有好幾位,如熊秉坤等人。暴動起來以後,他們推黎元洪為首,稱都督。這時以大江南北來區分,江南,武昌方面是黎元洪的軍隊;江北,是袁世凱的軍隊,由段琪瑞、馮國璋統帥。袁世凱的大軍壓境,有意留在漢口這邊不渡江。如果當時渡江進攻,他們是可以打敗黎元洪的,因為他們的兵力強大得多。袁世凱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想法子培植自己的勢力。當時他並不想消滅南方的革命勢力,他要借著南方的革命勢力,向清廷要價。所以他的軍隊就留在江北岸,不過江。並且還要段祺瑞、馮國璋領餃,包括其他許多將領,打電報回北京,要清廷讓步,實質也就是要清廷退位。補充說明一下。清廷退位之前,清廷的王公貴族都是懦弱不堪,沒有勇氣與革命派對敵。親貴中只有一個人,名叫良弼的主戰,他要跟南方打,他是日本留學陸軍的。在這種情況下,京津同盟會決定要除掉良弼,就派彭家珍去刺殺良弼。當時良弼住在西四紅鑼廠,彭家珍印了一張名片,假造清廷的官餃,去拜訪良弼。到了良弼住宅門口,扣門問詢。門房回說︰“大人還沒有回來”。正說話時,良弼坐著馬車來到門前。彭家珍即向他投下炸彈,彭家珍本人當場被炸死了,良弼先是受傷,後來也死了。這樣一來,清廷方面就沒有人再敢主戰了。一方面革命派勢力起來;另一方面,在袁世凱的威脅之下,清廷就只好退位了。我們看出袁世凱這個人太壞,他借著清廷來威脅南方,又借著南方的勢力來壓服清廷。我們京津同盟會這個組織,就要想法子除掉袁世凱。袁世凱當時是清廷的內閣總理大臣,他住在現在東四南邊外交部街的一座西式洋樓里。那個時候,北京還沒有汽車,最高貴的是雙馬駕轅的馬車。袁世凱每次上朝總是坐著馬車,前面是衛隊長,騎著馬開道,前後都有衛隊保護。我們京津同盟會的同志,就在金魚胡同那條丁字街口的酒館樓上埋伏著。那里離東安市場很近,袁世凱去皇宮入朝,都要經過這丁字街拐角處。那個地方剛好有個酒館,酒館有樓,樓上可以供客人喝酒,樓下是賣熟肉和小吃的。行刺袁世凱是在1912年1月16日,執行刺殺任務的是張先培、楊禹昌、黃之萌等四人(其中一人已忘其姓名)。我們稱之謂“刺袁四烈士”。四個人在酒樓上一邊喝酒,一邊觀察,等到袁世凱的馬車正好在樓下經過的時候,他們就從樓上投下炸彈。炸彈爆炸,結果把袁的衛隊長給炸死了,卻沒有炸著袁世凱本人。袁就此借口不入朝,不進宮了。衛隊上樓把四個人都抓住了,後來都給槍斃了。這四位烈士與彭家珍後來被合葬一處,並立有五面碑一座,碑的每一面各鐫刻著一位烈士的姓名。烈士墓和碑的地點,原在今北京動物園內現在熊貓館的東南面,惜現已不知去向了。三、清廷退位之後我們雖然認識到袁世凱這個人壞得很,對于革命事業很不利,有刺殺袁的計劃,但是沒有成功。當辛亥革命起來之後,孫中山先生當時還在美國。他得知革命軍已經起來了,就從美國趕回國內。不久,就到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可是他知道革命軍的力量在當時還很難達到北方,知道自己兵力抵不過袁世凱的兵力,為了把袁的勢力拉過來,以求得全國的統一,孫中山先生決定把大總統的位子讓給袁世凱,但有一個條件,就是要袁世凱南下就職,政府設在南京,不設在北京。這個計劃很有意思,就是要袁世凱離開他那個老巢,這樣就可以在政治上開展一個新的局面。盡管讓袁世凱做總統,可是這樣一來,政治空氣和政局就不相同了。因此,南京方面派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六人為“迎袁特使”,來北京迎袁世凱南下就職。袁世凱很狡猾,他曉得南下于他不利,所以他就趁著迎袁特使到北京的時候,搞了個“兵變”。那是1912年陰歷正月十一日傍晚,那時候市民都還不知道,各戲園子還在唱戲。那天晚上,我正陪著母親在大柵欄廣德樓看戲。大家正看得熱鬧,突然間鑼鼓停止了,台上出來一個人,他說︰“外邊兵變了。到處搶東西,戲演不下去了,請大家各自回家去吧!”戲不演了,大家只好從戲園子里出來。我親自看見變兵朝天放槍,到鋪子里面來搶東西。街上踫見闊人就搶錢、搶表。熱鬧街道都放火燒;那次,東安市場就給燒著了。我當時住在崇文門外花市南邊的纓子胡同,我們家的房子有個樓,上樓頂看到城里各處都起火了。變兵還有意把六位特使的館驛包圍起來,嚇唬他們。歡迎袁世凱的六位特使,這時還沒有見過袁世凱。這個變動來了,袁世凱卻先派人去安慰他們,表示北方形勢很亂,非他坐鎮不可,表示他不能南下就職。六位特使沒有辦法,只好回南京再開會商議。商議結果,最後只好同意袁世凱留在北京,政府也只好遷就他設在北京,孫先生讓位,把大總統的位置讓給了袁世凱。當時南京公布過一個臨時約法,約法的起草人就是宋教仁。也有個議會,就叫臨時參議院。臨時約法由臨時參議院通過,最後由臨時大總統公布。沒有辦法,只好承認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在北京就職,臨時參議院也只好北遷了。臨時參議院的組織內容,前後有變化。開始,由各省都督推派三個人到南京組織臨時參議院。後來起了變化,三人改為五人,不由各省都督派遣,而由各省參議會推舉。說到我自己,清廷退位之後,革命暴力是用不著了,我們京津同盟會的一般同志,不少人轉入文字宣傳工作,都去辦報了。我們當時辦的報紙名叫《民國報》。《民國報》的社長大家推舉甄元熙擔任,總編輯是孫炳文。當年我是20歲,孫炳文大我9歲,孫是一位老大哥。我當時的職務是外勤記者,任務就是對外采訪新聞,偶而也寫一點短評之類的文章。我在文章上的署名沒有一定,有時是寫“壽民”,有時還寫成“瘦民”。我們這位孫炳文大哥,有一次在給我寫扇面題詞時,在稱呼上給我寫了“漱溟”這兩個字。我一看,這兩個字比我的“壽民”、“瘦民”兩個字好,從此我就改名為梁漱溟,這名字一直用到現在。孫炳文先生號浚明,四川敘州府人。他是我們辦《民國報》的總編輯。北京青年藝術劇院的孫維世,是我們這位孫大哥的女兒,孫維世的母親叫任維坤,她是我們《民國報》的一位女編輯。任維坤是任芝銘的女兒。孫、任都是我們報館的同事,他倆是在報館工作時相識,而後來結成了伴侶。其後孫炳文在德國留學,和朱老總在一起,加入了共產黨。因為他是共產黨員,在國民黨清黨時慘遭殺害。那時他從廣州到香港,又從香港坐船到上海,被國民黨發現後逮捕,慘遭殺害。他的夫人任維坤後來在延安工作,改名為任銳。我一九四六年重慶的舊政協會議開會後,第二次去延安時還見到過她。當時她告訴我,她有一女一兒,孫維世是她的女兒,兒子叫孫泱,曾任教中國人民大學。《民國報》開始創辦是在天津,後來才遷到北京來了。民國元年,中國同盟會吸收其他小黨派改組成為“中國國民黨”,這時就把《民國報》改為國民黨的機關報。我們這些人就退出來了。黨本部派來接收報館的是湯漪,他當時是國會議員。當時參加臨時參議院的小黨派很多,都是臨時發起組成的,並不是原來就有的。譬如說,一個關系較大的小黨派-“統一共和黨”,它的頭頭就是吳景濂。統一共和黨當時在臨時參議院里,共有十幾位參議員。因為吳景濂是東三省人,這十幾位參議員也大多數是東三省的,同時也有幾位是華北的。原來的臨時參議院議長是林森(他後來擔任過國民政府主席),副議長陳陶遺。陳當時在南方沒有北上。林森議長辭職。為了選舉臨時議院的議長,本來這個時候還沒有組織國民黨,這時在參議員中形成了兩大派,一左一右。以同盟會為背景的為左派,以共和建設討論會為右派。在這個基礎上後來形成兩個大黨,一為國民黨,一為進步黨。進步黨也是幾個小黨派合起來的,包括共和黨。共和黨以南通張季直為首,黎元洪也是共和黨的。最後還說這麼一段事情。臨時參議院從南京遷到北京。我擔任外勤記者,有記者證,憑證哪里都可以進去。臨時參議院開會時,我經常去那里采訪消息。有一次正是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在臨時參議院行宣誓就職典禮,我親眼看見袁世凱先在台上宣讀誓詞,讀完誓詞之後,由議長林森領他下了主席台,走出議會大廳,到外邊照像留影。參加照像的有參議院議員,也有政府內閣閣員。新聞記者不讓參加,但是可以遠遠地望見他們照像的情景。因為我們在樓上旁听席上趕著下樓來,走得快一點,先出來了。我正向外張望,林森議長領著袁世凱從我背後走來,正好在我右邊身旁走過,所以我當時看得很清楚。我看到袁世凱穿了一身陳舊的軍裝。他這個人身材很矮,像是腿短了些,上身肩膀寬大,臉上既沒有刮臉,也沒有正式留胡子,頭上也不戴帽子。看起來,他對于這次就任大總統並沒有當一回事似的,沒有鄭重誠敬之心。
后记
2006年初,《憶往談舊錄》再次問世。這次再次問世,不只是重印,而是增加了許多內容,編排也與原來完全不同。但由于自己工作的疏失,先父有關記述中國民主同盟的文字競被遺漏,實為一大缺失。幸今日有增訂的機會,將被遺漏的文字全部補入于增訂本內。先父梁漱溟嘗說︰“80年來我一生行事,總是自己主動。一生中許多事情是獨自創發,不是步人後塵。例如我搞鄉村建設運動十年,雖賴許多朋友合作,漸漸得各方廣泛響應,而風氣總是我開的。又如民主同盟組織的出現,固然沒有各方面參加贊助不會有成,但從開頭發起,以至後來成立宣言和十大綱領,都是由我執筆。”可以說,他曾為投身鄉建運動與創建中國民主同盟這兩件事,付出了大量心血,並對國家社會發生了重要的影響。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认为凡事不作则已,要作便须责任分明,章法清楚。我只是一个自己有思想又且本着自己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他都说不上,如我所见,我们所缺短的东西不外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两样,亟须把它补充到中国文化里来,此外更无其他。一般国家的教育重在教育青少年。而社会改造时期应重在教育成人大众,而对成人则应在社会之中进行教育,我从来都是抓住我认为最要紧的事来作,抓住从大局上看在此时此地最要紧的事来作,抓住别人没有作而只有我能作的事来作。假如作的人很多,不一定需要我,我就不来作。大家要知道,越是不容易成功的事情,越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如果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则一定是不容易成功的事情。中国历史的转变,没有法子不是一个大的转弯;中国的社会改造没有法了,不是一个大的工作,没有法子小就。我大不同于那些以超政治自居的学者,而相反地我为了中国问题忙碌一生,从不自认是个学者;我自以为革命,却又实在未能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一起;说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吧,又一直在策划着走向社会主义而反对旧民主。  ——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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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談舊錄》由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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