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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歷史講堂續編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清華大學歷史系、三聯書店編輯部合編,秦暉
页数:379
书名:清華歷史講堂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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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歷史講堂續編
内容概要
本編收入的十九篇演講稿,分為“人文與哲思”、“文獻與歷史”、“圖像與詮釋”、“經濟與社會”、“思想與學術”五個單元。盡管主旨各有不同,但是,讀者諸君如果仔細省察,還是可以發現,新思路、新視角、新問題,是各個演講的共同特點。從史學的核心領域,到相關學科的交叉、延展,多角度呈現了人文學的前沿趨勢和創新點所在。
书籍目录
人文与哲思 中学、西学与现代化 人文学的魅力与困境 时间与文明 《上帝之城》与奥古斯丁的历史观文献与历史 《古本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 古文字学的现状与展望 《三礼》与礼学研究 考据的虚与实图像与诠释 图像与思想——论北朝及隋的佛教美术 从图像看历史——新发现的粟特图像及其解释 蒙古山水地图——在日本新发现_的一幅中世纪丝绸之路地图 印象与真相:英使马戛尔尼觐礼之争新探经济与社会 从明清史看宋元史——倡导一种“连续递进”的思考方法 早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以明清时期的中外经济关系为中心 牛津浸礼会文献与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若干新发现思想与学术 中国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 儒家思想的根源 儒者从祀孔庙的学术与政治问题 从“引西救儒”到“兴法反儒”——晚清以来西儒关系之演变后记作者简介
章节摘录
  人文与哲思  中学、西学与现代化  今天我讲的题目叫作“中学、西学与现代化”。我不能说我的见解全都正确,同学们也不要单纯地接受,欢迎提出不同的意见。学术是应该有不同的意见才能进步的,要定于一尊就没有进步了。历史上定于一尊的思想都没有进步,凡是定于一尊的学术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一 中学与西学  大家知道,在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学与西学之争始终不断。我原以为解放以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解放后我们的思想认识理应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个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可是出乎我的意料,这些年——至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学、西学的问题又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因此我想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再由此出发来谈现代化(或者说“近代化”,这两个词在英文里都是“modernization”)。  中学西学之争是怎么发生的?鸦片战争中国打了败仗,觉得自己原来的那套东西不行了,要改革,于是就反思为什么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的天朝上国被打败?是因为洋人的船坚炮利。所以那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西学,也就是要学“夷人”所擅长的技术。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船坚炮利不单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船坚炮利得有船坚炮利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那一套近代科学。中国没有近代科学,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西学”的概念,“西学”亦即“西洋的科学”。这个科学也很简单,就是声光化电,就是化学、物理学、数学。因为没有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就没有近代工业。我们可以说,近代的工业就是实用科学,就是把科学的原理应用到实业上。所以,这时候的人们、至少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又提高了一步:我们要学习“夷人”的“长技”,也要学习“西学”。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原先中国的藩属把中国打败了,这是更加丢脸的事情。人们开始觉得中国的不行,表面上是科学技术的不行,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学术体系不行。这个时候便出现了中学西学之争的一个高潮。这实际上把中国的思想界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西学阵营,他们认为,我们的中学不行了,我们要学习西学。这里的西学主要还是指西方的科学。另一个可以说是保守的阵营,他们还是要弘扬中国的传统。当然也有折中派,折中派的提法也不尽同,最有名的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这个说法并不是他最先提出的)。一直到今天,也有人赞成这个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的是,我们中国过去有一套学问,主要指儒家的思想体系,这个才是我们的主体,但我们也不能光要这个主体,也要有一点技术性的东西,那就是西学,就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为中学的体系所用。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很有力的思潮。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思想家值得一提,就是清末戊戌变法时候的谭嗣同。谭嗣同有一本重要的著作《仁学》。他想在书中构成一个哲学体系,这里面既有中国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也有一些西方的概念。其实谭嗣同那个时候对西方的了解是很肤浅的。他特别吸收了西方的“以太”观念,认为以太就是世界的本体,以太就是仁,仁也就是以太。这件事表明,我们中国参与世界学术思想的主流是很晚的事情。因为在谭嗣同之前二十年,也就是19世纪80年代,就有两位物理学家——迈克耳孙(Albert Ahraham Michelson,1852-1931)和莫雷(Edward Williams Morley,1838-1923)经过反复试验,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以太。而谭嗣同还是借用了这个概念。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我们也不应迷信科学,认为我们的科学知识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我们对于科学应该有一个动态的理解,科学只是表明我们现在的认识所达到的地步,将来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否定现在的认识。  进入民国之后,中学西学的对立继续存在。袁世凯要复辟帝制时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思想上这两方面的斗争。此后,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在历史上,科学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古代的科学,一种是近代的科学。近代的科学是有系统的、进行试验的、实证的科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西方为什么比中国先进?因为有了近代科学。但是近代科学本身并不能脱离社会独立,一个社会是不会仅只有近代科学的,近代科学必须有其生存的社会条件或者政治条件。没有这种政治、社会的背景,科学是产生不出来的。如果一个政体还是神权政治,那是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的。近代科学是讲实证,而神学是讲天命。例如洪秀全,他自认为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说的都是真理,那样的话,科学就不会有进步,你只能听洪秀全的。中国过去的专制政体也类似,天子是受命于天的,你不能反对。这种思想的专制之下,是不会有科学进步的。再举一个西方的例子,一直到17世纪,甚至18世纪初,人们有一个信条,认为“自然畏惧真空”,就是自然界中的任何地方都有物质,自然界是没有真空的。后来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做了一个实验,证明自然界存在真空。这个实验就打破了古老的信条——只有这样,科学才能进步。而中国古代的科学总是要在古书中找根据,而不是自己去摸索、去做试验,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曾经圣人言,议论安敢到”,如果学术到了这个地步,这个学术是无法进步的。五四运动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它的对立面就是中国传统的圣贤立言,那是原先人们以为的宇宙中不能触动的大经大法。五四运动虽然有政治性,但它本身应该算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运动、一个思想解放的运动。五四之后,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在我们国家占了主流地位,但守旧的思想并没有退出。所以在30年代的时候,从国民党中央到地方军阀,比如说在北京的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山东的韩复榘,在我的家乡湖南的湘系军阀何键,在广东的军阀“天南王”陈济棠,他们都赞成尊孔读经。而尊孔读经的对立面一个是科学与民主,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反对所有外来的新思想的。  中学西学的提法其本身就站不住,是错误的。因为作为知识的“学”并无所谓中西之别。举一个例子来说,中国古代的《周礼》中记载,说一个圆是“周三径一”。我们可以想象,只要你会做车轮,那么通过长期的实践,就可以知道车轮的周长和直径的关系大概是三比一的关系。而这个知识西方也知道。你不能说圆周率是中学,或者是西学。又如,一个直角三角形,中国人知道它是勾三股四弦五,而古希腊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定理也是这样。作为知识的“学”可能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也可能是西方人最早发现的,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它是中学或者西学。顺便说明一下,中国原来没有几何学,几何学作为一门学问,是由明朝末年天主教教士利玛窦传来的,所以,自明朝末年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起,中国才有几何学的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几何学是西学。利玛窦是意大利人,这也不意味着几何学是“意学”。《几何原本》是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欧几里得是古希腊的数学家,但我们也不能说欧几里得几何学就是“希腊学”,它仅仅是源出于希腊,但和希腊并没有本质的关系。别的国家也能学会,这并不是谁的专利。再往早推一点,几何学实际上是古埃及的“测地学”,是在尼罗河泛滥之后用来测量土地的。“Geo”就是“大地”,“metry”就是“测量”,但我们当然也不能说“geometry”是“埃及学”。  当时还有一个流行的见解,认为西学,主要是近代的自然科学,是中国所没有的;而中学,也就是孔孟之道、仁义道德是西方所没有的。这个说法也不通。我们知道,声光化电这些自然科学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最先不是在中国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不能掌握这些东西,中国一样出了世界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这些不是某些地方的特产,只不过是在某些地区率先出现,某些地区后来才出现。西方也不是不讲仁义道德,比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他鼓吹的是以“自利”这一普遍人性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可是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当年在曼彻斯特大学是伦理学的教授,他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也是讲道德的。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就是讲伦理道德的。所以并不是西方人就不讲仁义道德。作为知识来说,无所谓中学西学,所谓中学西学,乃是我们为了方便起见,按其最早出现的地方来划分的。我们知道,近代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顿(Isacc Newton,1643—1727)的体系,牛顿是17世纪英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但牛顿以后,牛顿力学体系的发达不是在英国,而是在法国,法国出来一批沿着牛顿路数走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在近代科学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只能说法国的科学家对近代科学有极大的贡献,而不能说他们这就是“法学”,因为这门学问后来别的国家也都可以学到,也都有所贡献,它不是某个民族的专利。  我上面说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也同样如此。马克思是德国人,你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国民党政权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最振振有词的理由之一,便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讲阶级斗争,中国没有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不占主要地位。30年代初期,有十位教授在上海有一个宣言,叫做《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本位文化,什么是“中国特色”?还不过是中国古代的仁义道德、孔孟之道这些东西。那时候,马克思主义阵营倒是反驳: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也适用。  总之,就科学的本质来说——这里指广义的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无所谓中学西学,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高低之分。知识或真理是普世的,对一切人是一视同仁的。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把许多贵族都送上了断头台,其中有一个叫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他是近代化学之父,近代化学是在他那里才开始成为系统的科学。但他是被送上了断头台的反革命。他在科学上的正确与否是一回事,他的政治活动又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用后者反对前者,也不能用前者论证后者,这是两回事。学术中有真伪、高低与精粗的问题,但这里面没有中西的问题。那么还有没有民族特色呢?在如下的意义上是有的。例如,中国过去黄河经常泛滥,于是出了许多杰出的治水专家,同时中国的数学和治水有一定的联系——这是我听一个老前辈讲的,他说,中国解三次方程比别的国家都早,因为治黄河的时候要修堤坝,要计算堤坝用多少土方,一个土方就是一个立体,就是一个三次方程,所以中国数学的三次方程走在世界的前列。可你不能说这就是中学,后来过了两三百年,意大利的两位数学家对于三次方程、四次方程找出了通解,你也不能说这个就是“意学”,你只能说它是数学,真理是普世的,它没有中西之别或古今之异。  中学西学之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强调中国特色,你强调中国特色的目的是什么?是用这种方法来对抗西学?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每个人自然有每个人的特色,每个人都不会和别人相同,这就是你的特色,但你不必特别强调你的特色以对抗别人。学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共同的事业,大家都应当参与进去。假如强调中学特色是用以对抗西方的话,那我以为这种办法是错误的。应该是善于吸收别人先进的东西,而不必用这种办法为自己打气,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觉得这种说法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而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一旦泛滥就会引致灾难,一个健康的心态不应该宣传这种东西。归根到底,人道的价值乃是普世的。  二 近代化  人类的文明至少已经有六七千年了。而就世界上出现生物学意义上的智人(Homo Sapien)来说,已经有几百万年了。北京周口店的猿人据说是五十万年前的,在东非等地的发现至少是两三百万年了。人类文明史相对于人类史来说,是非常短的一段。  那么什么是文明?我想简单地做一个解说。文明是不断进步的,这是人类和其他任何物种都不同的地方。有些生物也很聪明,比如狗,但狗没有文明,下一代的狗和上一代的狗是一样的,它超不过上一代,只有人能够而且必然超过上一代的人。因为人类有进步,有积累,在积累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这是人类的特殊之处,文明就是靠的人类在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地进步。你们看谭嗣同的《仁学》里面讲,世界万物是73种元素构成的,这个观点要比我们的老祖宗进步了,老祖宗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行组成的。我这一代人又比谭嗣同晚了两代,到我做中学生学化学的时候,说所有的物质都是由92种元素构成的。我们今天知道,元素已经有106种之多,将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将来我们对于物质的认识比今天还有进步。人类的文明怎么来的?就是靠人类不断地进步。人类为什么能不断地进步?借用牛顿的话,那是因为我们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一定以孔孟为准,我们比孔孟高明,高明在哪里?我们踩在他们的肩膀上。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进步的。  这个进步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文字的出现。文字的出现才可能把人类的文明传承下去,如果没有文字的话,我们每一代还是简单地重复前一代,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和狗的生活一样了。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人类有了农业。在此之前,人类的生活跟动物的生活没有多大区别,就好像动物每天都要觅食,要延续自己的生命,然后生产下一代。有了农业,人类才有可能定居;有了安定的生活,才能创造文明。等到有了文字,文明就可以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进步。我们把农业社会作为人类文明真正的开端。但是,农业社会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到16世纪,基本上还都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年年重复上一年的生活和劳动,它可以几十年、几百年生活不变、思想不变,所以它的知识的进步是非常有限的。用一个术语来说,这叫做“单纯的再生产”,其规模、内容基本年年不变。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进步,但进步是很微小的。  16世纪以后,西欧开始了近代化的步伐,人类文明进入了近代。近代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扩大再生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方式是扩大再生产,它的资本、生产规模可以年年不断扩大,它的生产技术也年年进步。这种扩大再生产也影响了生活方式,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了,所以人的思想文化也随之改变。总的来说,这就是近代化。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我看来,文史之学,大概就是一种“无待”之学(庄子《逍遥游》的典故),不讲外在条件,没有心灵羁绊,甚至不用考虑经费、前途、成果转化等,单凭研究者个人的意志与趣味就能够继续生存下来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所提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比较容易实现,也才有可能游刃有余地面对当今中国学术界正发生的巨大变化。  做文史研究的人,整天和文献打交道,这是很幸福的事情。文是典籍,献是人事,跟古今中外的典籍以及典籍背后的人物打交道,这种状态,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确乎是有值得夸耀之处的。  ——陈平原《人文学的魅力与困境》  可以预见,21世纪中国古文字学将有重大发展。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强调学科的基础性研究……近几年有一种偏向,就是过多追逐新发现、新公布的材料,形如一阵风,对那些需要长期努力、深入探索的问题则少有人过问。即使是没有多少时间以前的发现,比如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除少数学者外,过问者已颇寥寥。这种现象,是学术界流行的浮躁空疏风气的一端,殊不利于学科的建设,尤其妨碍了基础性的研究,是我们有必要反对的。  ——李学勤《古文字学的现状与展望》  粟特首领墓葬图像表现了粟特文化、波斯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容。解读这些新发现的图像,应当像陈寅恪先生反复强调的那样,需要具有“通识”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图像特征来加以解说,而不要固守一个方面。这样,我们必然会在宗教、民俗、器物乃至音乐舞蹈等方面,利用图像资料来研究历史,特别是推动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进展。   ——荣新江《从图像看历史》  过去对中国经济史上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应当修正。这些看法多是建立在19世纪西方一些主要思想家对中国看法的基础上。经过了20世纪的变革,特别是20世纪后二三十年中国经济起飞,证明19世纪很多看法有偏见,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所以,我们爱好历史的学者和同学都有义务、有责任为历史提供一种新的解释。  ——李伯重《早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  儒家思想之所以可能在汉代以后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除了社会-政治的结构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本身是三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产物,其中的一些要素,在三代的思想里边已经慢慢形成,而且在话周,这些因素成型地发展为对整个文化有规范意义的取向。西周时代是中国的文化模式与文化取向开始确定和成型的时期,我们说,孔子以前的儒家思想的要素,正是参与了这个过程的建构。因此,如果离开了夏商周三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我们就难以真正解决儒家思想起源这一思想史的问题。   ——陈来《儒家思想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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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编收入的十九篇演讲稿,分为人文与哲思、文献与历史、图像与诠释、经济与社会、思想与学术五个单元。尽管主旨各有不同,但是,读者诸君如果仔细省罕,还是可以发现,新思路、新视角、新问题,是各个演讲的共同特点。从史学的核心领域,到相关学科的交叉、延展,多角度呈现了人文学的前沿趋势和创新点所在。——张国刚在我看来,文史之学,大概就是一种无待之学,不讲外在条件,没有心灵羁伴,甚至不用考虑经费、前途、成果转化等,单凭研究者个人的意志与趣味就能够继续生存下来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所提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比较容易实现,也才有可能游刃有余地面对当今中国学术界正发生的巨大变化。做文史研究的人,整天和文献打交道,这是很幸福的事情。文是典籍,献是人事,跟古今中外的典籍以及典籍背后的人物打交道,这种状态,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确乎是有值得夸耀之处的。——陈平原对于过去中国经济史上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应当修正。这些看法多是建立在19世纪西方一些主要思想家对中国看法的基础上,经过了20世纪的变革,特别是20世纪后二三十年中国经济起飞,证明19世纪很多法有偏见,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所以,我们爱好历史的学者和同学都有义务有责任为历史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李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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