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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上下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10
出版时间:山西出版集團
作者:趙世瑜
页数:406
书名:大河上下
封面图片
大河上下
内容概要
  本項研究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研究項目幫助;受到香港AOE項目的經費支持;受到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耶穌魯大學東亞研究理事公、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經費資助;受到台灣中研院中國地方社會文化比較計劃經費資助。《大河上下︰10世紀以來的北方城鄉與民眾生活》研究所涉及的地域,以山西為最多。
作者简介
趙世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師範大學鄉土研究中國中心主任、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北京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南開大學社會史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等兼職教授。
主要研究明清社會史、史學理論、民俗史等,曾先後出版《吏與中國傳統社會》、《狂歡與日常︰明 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文化》等專著十余部,《歐洲史學新方向》、《劍橋插圖中國史》等譯著六部及論文、學術評論百余篇,另擔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初中《歷史與社會》總主編、岳麓書社版高中《歷史》總主編。
书籍目录
导论移民、身份与生活从《钦明大狱录》看明中叶的户籍、身份与城市生活明清时期裕州的市镇兴替与移民社会民国初年一个京城旗人家庭的礼仪生活——一本佚名日记的读后感鲁中小章竹马:军户移民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表演寺庙与基层社会组织庙宇·水权·国家——山西介休源神庙的个案研究唐宋以来高平地区寺庙系统与村社组织之变迁——以二仙信仰为例从“官军之庙”到“商人之庙”——从蔚县玉皇阁之例看华北边镇的社会变迁宗族建构祖先记忆与明清户族——以山西闻喜为个案的分析社会资源与家族化进程——以明清青州回回家族为例村社与宗族:明清时期中原乡村社会组织的演变“忠间”:元明时期代州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建构村落与乡村关系认同近代以来北京城乡的市场体系与村落的劳作模式——以房山为案例土地拥有、流动与家庭的土著化——对鲁南红山峪村37张地契的介绍与初步解读山东青州市井塘村民间文献述略我们都是亲戚:说出来的华北乡土社会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个方面,社会史研究如何与史学界对话?如何介入其他领域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社会史研究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在许多主题上进行了前所未有或少有的研究,但与主流的断代史或传统的专门领域交流还是很少,人们往往只是从主题的分类上判断是否为社会史,甚至无论社会史研究者的主要研究时段在哪里,便基本上认定他为社会史研究者,而非该时段历史的研究者。这样一种截然的区分,说明我们的学者头脑里有一个明晰的界限,或者有某种明确的定义,认为研究什么的或怎样研究的就是断代史研究者,否则便可以归入他类。这种情况在西方不太多见,比如年鉴学派的社会史学者多以研究中世纪的欧洲著称,但人们不会说:“哦,某某不是中世纪史专家,他是研究社会史的!”  这种局面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史研究以外的人们。社会史研究者应该反躬自问,如果我们不只研究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不把我们与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隔绝开来,而能与其分享我们的研究视角、方法、材料和见识,那会是什么状态?我们过去做了什么?学习社会史,首先应该学习史学史。想想国内较早研究社会史的学者,之前不是研究政治史的,就是研究经济史的。譬如冯尔康以研究雍正皇帝知名,华南的社会史学者多研究经济史。法国年鉴派的创始人布洛赫研究马丁·路德和拉伯雷,这是中世纪史的传统主题,而且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所不屑的人物研究,后来他的《创造奇迹的国王们》探讨王权强化的社会基础,也是一个政治史的主题。孔飞力的《叫魂》以一种“迷信”或者巫术观念为切入点,到最后的王朝权力体系的探讨,总体上没有超过布洛赫这本书。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  选择区域作为研究主题的社会史研究者往往会遭遇这样的窘境,即无论你如何解释,别的领域的研究者也不觉得研究这样的“小社会”有何必要。我们除了认为这可使研究更加深入和精细之外,也无法说出更多的道理。这是因为我们把这种区域性的研究旨归局限在了“本地域”,而不是讨论超越这个“本地域”的大问题。以往已有学者提到“跨区域”的问题,但解决的方法不是使自己的研究空间扩大,因为任何区域对于下一级区域来说都是“跨区域”的,而是要使自己的问题“跨区域”,无论研究的是明代倭寇还是卫所制度,无论研究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事件还是乾隆皇帝这样的人物。这样,社会史研究才能走出周氏洪武年间登人黄册的户名,直到康熙年间依然在被周氏后人沿用。从族谱的记述来看,在闻喜县,这类明初户名固定化的现象还是较为普遍。当地许多族姓明初定立的户名曾经沿用至明末或是清初,甚或是有清一代结束。  对于闻喜县的里甲体系来说,明初户名固定化的意义在于它使“户”及里甲的内涵均发生深刻转变。由于明初户名长期承传,当年立户入籍的单个家庭,数代之后一般已经衍生为多个家庭,即所谓“历数传而户族繁衍”,①“户”的规模因此得以不断扩展。此外,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赋役改以丁、地课征,“户”由以往的计税单位转变为征税环节上的登记缴纳单位,它在赋役体系中的地位与功用发生改变。②所以,时至万历年间,闻喜县里甲组织中的“户”已经基本衍变为一个承担一定税额的血缘群体。因应“户”的这些变化,闻喜县里甲组织的内涵同样出现较大异动。户名不变与民众迁居之间存在的冲突,使闻喜县里甲体系旧有的地缘格局难以维系,里甲催征陷入了“盖簿皆老名,少现在之人,四徙而居,寻访不易”的窘境。③与此同时,里甲破败、户众繁衍以及合籍、附户等因素的交织,使一户独占一甲或者数户朋占一甲的情况成为可能。所以,自明中叶以降,闻喜县里甲体系的调整倚重血缘关系的倾向越来越鲜明。一条鞭法在闻喜县推行后,该县钱粮悉令各户分限自行封纳,里甲组织在赋役征派方面的功用也较以往有所弱化,而“户”的重要性却因此大为提升。闻喜县钱粮“合户催征”的举措大致就诞生于这种“户”与里甲内涵均发生转变的情境。此一举措不仅认可了二者的转变,而且赋予它们制度化的可能。  我们看到,万历以降,闻喜县里甲体系的调整基本是以“户”为中心来进行。在明末清初闻喜县里甲变动较为频繁的这段时期,当地户大丁众的人户大抵都曾有过析分、统合的变革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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