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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圈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社科文獻
作者:王銘銘
页数:273
书名:中間圈
封面图片
中間圈
前言
  1943年初,費孝通與其師潘光旦赴大理講學,有機會攀登聞名遐邇的雞足山,留下了名篇《雞足朝山記》,優美的散文暗藏著以下一段關于歷史與神話之別的尖銳說法︰  我總懷疑自己血液里太缺乏對歷史的虔誠,因為我太貪听神話。  美和真似乎不是孿生的,現實多少帶著一些丑相,于是人創造了神話神話是美的傳說,並不一定是真的歷史。我追慕希臘,因為它是個充滿著神話的民族,我雖則也喜歡英國,但總嫌它過分著實了一些。我們中國呢,也許是太老太大了,對于幻想,對于神話,大概是已經遺  忘了。何況近百年來考據之學披靡一時,連僅存的一些孟姜女尋夫,大禹治水等不太荒誕的故事也都歷史化了。禮失求之野,除了邊地,我們哪里還有動人的神話?ヾ  費孝通是個幽默的人,他自嘲說︰“我愛好神話也許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我本性的懶散。因為轉述神話時可以不必過分認真,正不妨順著自己的好惡,加以填補和剪裁。本來不在求實,依誤傳誤,亦不致引人指責。神話之所以比歷史更傳播得廣,也就靠這缺點。”ゝ
内容概要
作者在從事了大量的人類學理論與東部經驗研究之後,順著費孝通先生在有關“藏彝走廊”的論述中指出的線索,進入西部,在漫游的過程中,書寫了一些隨筆與論文。本書可謂作者有關西部人類學論述的選編。  書取名《中國圈》,這一概念所指,既與“中外”之間的地帶有關,又與中國民族學慣常研究的某些介于“我與非我”之間的區域有關。借“中間圈”,作者思考了社會科學中諸如“社區”、“社會”、“文化”、“民族”、“國家”、“族群”等諸多政治一學術地理“單位”的局限性,借助“關系主義民族學”對社會科學加以反思,強調動態地研究人、物、事的特殊價值,探索對這一“民族學類型”有益的“非羅馬神話式”,亦即“非西方式”社會科學之可能方式。副題有“藏彝走廊”與“人類學”兩個概念,前者也來自費孝通先生,後者則無疑是指一門與民族學的關系既暖昧又緊張的學科。    民族學在包括人類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里所處的尷尬位置,及國內“主流”社會科學研究者對于民族學的漠視,是作者展開其論述的大背景。作者指出,民族學若要擁有社會科學的一般特性,便要破除其自設的種種觀念疆界,在歷史人類學的東西部結合研究中,借助“中間圈”的意向,拓展自身視野,使民族志表述中的“當地事實”與作為文明體的中國相關聯;而“主流”社會科學研究者若要使其論述“代表中國”,則亦有必要認識到,西方社會理論的“一族一國論”及“法權中心主義”,都難以解釋作為文明體的中國,也因此,  “主流”社會科學面臨著民族學的挑戰。
作者简介
王銘銘,人類學家,北京大學教授、中央民族大學特聘教授。曾在所著《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1997)等作品中,闡述海外漢學人類學的歷史面貌,在《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1998)、《逝去的繁榮》(1999)、《王銘銘自選集》(2000)、《草根卡里斯瑪》(英文,2002,合著)、《走在鄉土上》(2003)、《溪村家族》(2004)等作品中,以閩台方言一文化區“家鄉人類學”田野考察為焦點,論述鄉土中國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問題;在《人類學是什麼》(2002)、《西學“中國化”的歷史困境》(2005)、《經驗與心態》(2007)、《西方作為他者》(2007)等作品中,探討人類學的文化定位與普遍價值;在《漂泊的洞察》(2003)、《無處非中》(2003)、《心與物游》(2006)等學術思想隨筆
书籍目录
一 初人“藏彝走廊”记二 茶及其“他者”三 “中间圈”——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四 费孝通与“桃花源”五 东南与西南——寻找“学术区”之间的纽带六 差异与关联    ——从汉、藏、彝三个文本中的“生死观”看比较人类学七 文明在周边——“藏彝走廊”、“中间圈”与关系主义民族学八 从弗思的“遗憾”到中国研究的“余地”九  “中间圈”与罗马神话之外的社会科学主要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一 初入“藏彝走廊”记  峭壁阴森古木稠,  乱山深处指龙州。  猿啼鸦噪溪云暮,  不是愁人亦是愁。  宋人邵稽仲的《龙州故城》充满凄凉。如今去龙州(平武),情景绝非如此。猿啼鸦噪不再,而“峭壁”和“乱山”,气氛虽依旧浓烈,但却给人不同以往的感受。  费孝通与白马人  不同的人去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目的;我去平武(龙州故城),是去寻找一段旧事的起因。1978年9月1日那一天,构成了那段往事的起点。  那天,“右派”帽子还没有被摘掉的费孝通先生,得到一次在全国政协民族组做一次题为“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①的发言机会。时年68岁的费先生,历尽沧桑,风华却不减当年。他以其独特的平实语调,阐述了自己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遗留的三方面问题的看法:①台湾和西藏、华东南部尚没有条件进行实地调查的地区的少数民族;②一些“尚未作出结论的识别问题”;③一些“已经识别过而需要重新审定的问题”。四川深山, 费先生没怎么去,但他神游于那里的“平武藏人”中,用清晰的语言表达晦涩的意思:这个被识别为藏族的群体,在族属(今日学者所谓的“族群性”)方面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学术认识问题。  谁是“平武藏人”?  翻开清道光《龙安府志》,在卷二《舆地?图考》部分,我们从几幅地图上看到,那是个沟壑纵横的地方。平武县图描绘一座恢弘的城池,其内部秩序严整,土司衙门、学府、庙宇在大致南北坐向的城市内,把守着各自的空间。在城墙外面,有“火溪沟番地”、“白马路番地”等。  所谓“番地”,便是包括费先生提到的白马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当时,白马人有数千人,除了生活在四川平武县的那些人外,在甘肃文县也有他们的同胞。  历史上,平武白马人受土司、番官、头人的统治。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他们的聚落,不少当地人被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误当“赤匪”杀害,剩下的五百余人,隐族埋名,依附于松潘藏族大部落,与附近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西番”。1951年,川北行署派民族工作队访问该地,听该地上层说,他们是藏人,所以将之识别为藏族。1964年国庆,白马少女尼苏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主席问她属于哪一族,她激动得说不出话,别人代答“是四川平武白马藏族”。从此,“平武白马藏人”成为这支族群的族称。②  关于白马人的族属,费先生说:  从祖辈传下来的史实和现实情况都说明他们既不同于阿坝州的藏族.又有别于茂汶的羌族。据最近调查,他们自称“贝”,语言和藏语之间的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在语法范畴及表达语法范畴的手段上有类似于羌、普米等语的地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较原始,崇拜日月山川、土坡岩石,而无主神,虽部分地区有喇嘛教的渗透,但不成体系。①  费先生将白马人的族属问题与他论述民族识别的两个一般性问题——“尚未作出结论的识别问题”及“已经识别过而需要重新审定的问题”——联系起来。  费先生未曾亲自前往平武,但他的观点显然与此前当地开始的民族识别努力有关。  1973年,平武县革命委员会提出重新识别白马人的请求,但没有得到上级的明确反馈。  1978年8月5日,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四川省民委民族识别调查组”,开始调查平武白马人聚居地白马、木座两乡。  费先生的发言发表以后,1979年7月27日至8月24日,该调查组又到松潘、南坪、文县调查。  语言学家孙宏开先生直接参与上述调查,且于1980年发表《论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白马人族属初探》②一文,从语言学角度证实白马人并非藏族。白马语言的语音体系与羌、普米比较接近,不同于藏语,词汇与藏族语言同源27%多点,72%多点是土语,语法差异点多于相同点。语言方面与藏族相同的因素,是唐代吐蕃文化东进的产物。孙先生还对当地的历史传说、生产方式、婚姻(一夫一妻制)、宗教信仰(自然崇拜)、习俗礼仪、物质文化等进行考察,提出了一个猜想:白马人就是历史上一支氐族的后裔,而最大的可能是古史上白马氐的后裔。  费先生也将白马人与历史上的白马氐紧密联系起来,古代氐人的后裔。  氐  迷离的白马藏人之说,是引我去平武的“导游图”,而围绕这一说建立起来的民族史叙述,是我游走中的发现。  在白马人氐族说之外,还有藏族说、羌族说。①不过,氐族说引起我更多的关注,这一说让人联想起中国民族史研究上的一个脉络。  早在1923年,人类学前辈李济先生完成其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提到陕甘古代的氐、羌是中国的民族始祖,作为“同一族系的两个部族”,他们兴盛于黄河文明的起源地。②后来,氐在民族史的研究中一直颇受关注,如1934年出版的吕思勉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在“羌族”一章中,引据《汉书》等文献,说古代氐羌生活在今之陕西、四川之间,秦汉时期,北方氐羌“盖皆服中国,同于编户”,南方氐羌“则同化较迟”,在今之嘉陵江流域地区。③包括白马氐在内的古代氐人,曾建立过自己的政权(有王权的政体)。  民族史学家赵卫邦在其《川北甘南氐族考略》一文中,将今之白马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提到的“氐类”之白马联系起来,又引用《汉书?地理志》考证了氐族的地理分布,说刚氐道(平武、江油等地,涪江上游)、甸氐道(白水所出,甘肃文县以南,汉广汉郡)、湔氐道(岷江上游,今松潘西北,汉蜀郡境内)、氐道(东汉水发源地,甘肃天水、成县一带,汉武都郡),是古代氐族居住的地方。历史上,氐族的力量起落不定。秦汉时期,氐族居住在一个广阔的地域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可能包容多个族群的联盟向外扩张,形成势力强大的部族,后因内部互相攻杀而力量减弱。到了唐代,氐族受羌、吐蕃等势力的挤压,逐渐衰落。④  杨铭所著《氐族史》①也主张,氐族是历史上的一个大民族,从先秦至南北朝,分布在今甘肃、陕西、四川等省的交界处,集中于陇南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氐族为主,先后建立过仇池、前秦、后凉等政权;南北朝之后,氐族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民族)中。杨铭这部系统研究氐族史的著作,从先秦到汉魏,从汉魏到西晋,从前秦与后凉到仇池诸国的建立与衰亡,再到氐族的式微,生动地呈现了一个大民族的“弱小化进程”。  关于与氐人关系至为密切的仇池国,二十多年前有李祖桓所著《仇池国志》出版,编者广搜史料,论述了这个政权333年的历史。据该书,“仇池杨氏,恰当今天陕西省南部的汉中地区、甘肃省东南部的武都地区和四川省西北部的平武、广汉地区”@,而川西北与甘肃武都恰是白马人的居住地。李著还称,仇池国在古代中国正史中一直被忽略,顾祖禹认为,仇池总是向其南北政权称臣,所以不能说是“国”。④对于仇池国一直被史家忽略的原因,李氏列举了几个解释,关于其中一个,他说,“由《晋书》开始,特别是南北朝各史,由于割据分裂的关系,所记史事问题很多,缺点不少,或见闻异词,或互相矛盾”⑤,从而使仇池政权的记载留下大量空白和缺环。  白马人是那个曾经建立自己政权(“国”)的民族的后裔吗?  白马人如果不是那个政权的“王室”的遗民,那么,可不可以说,他们是这个王室的臣民?  由于涉及白马人的史料极少,不像我熟悉的华东南汉人那样,各有族谱,因此,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在我们这个时代,痛骂民族史研究是虚构,恐怕已是学术时尚,硬要追问一个族群与一个地区内部曾经存在过的政权之间的关系,实在只能招来谴责。20年来,海内外人类学界围绕“族群认同”问题提出种种论说,使许多人相信,包括国族(nation)在内的各种“族体”,都是共同体想象、虚构、制造的产物。在这样一个时代,重提白马人与一个古代的大族系之间的渊源关系,易于给一种学术守旧主义的印象。我承认,后现代主义的“想象”、“虚构”、“制造”概念,确有助于消除民族或族群问题的迷雾,使我们有能力质疑诸如白马人氐族说之类的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历史猜想。然而,氐人与白马人历专之谜的引人人胜之处,却不断地萦绕我心:历史上,在今日看来属于地方政权的古代王国,演变为“被识别的少数民族”的事例有不少,其中,大理国史便是一个重要范例,白马人是不是也与白族一样,有从“文明化”的政体主人演变为一个“边缘化”少数民族的历史遭际?  总之,假如白马人真的是氐族后人,那么,他们便承载着一段悲壮的历史(这部历史显然是被埋没于“大历史”中了)。  所谓“藏彝走廊”。  旧事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带着它去旅行。  2003年8月,我去平武寻找白马人。从北京飞到成都,从那里转乘汽车,走高速公路去绵阳,再从绵阳出发,经李白故里江油去平武。在平武,我先参观了“深山故宫”报恩寺,知晓深山里卧虎藏龙——正是建筑报恩寺的工匠建造了北京故宫。接着,我寻找到白马人研究专家曾维益先生,与之一见如故。在他的引领下,驱车前往白马村寨,路经险峻的山路到白马十八寨,拜谒神山。次日,我们前去王朗自然保护区附近的村寨拜见做了数十年自马人“形象大使”的尼苏。  在白马村寨,我脑子里出现的。除了白马人之外,还有与之紧密相关的“藏彝走廊”一词。  费先生谈到“平武藏人”,为的是说明这支族群的识别存在着值得研究的问题。行文时,费先生似要表明,他自身似乎是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才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他说:  要解决〔白马人族属〕这个问题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  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 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但是就是在这些藏族聚居区里发现了许多“藏人”所说的方言和现代西藏藏语不完全相同的现象。①  为追踪费先生的心路,我于1999年开始关注其“魁阁时代”②,意识到他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对于开拓人类学区域研究的新视野具有重要价值。  费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有其前身:1939年人类学家陶云逵提出过相近的想法,后来方国瑜、任乃强等老一辈民族学家在长期的民族地区研究中,也形成了相近的思路。西南的地域纽带也曾引起海外研究者的重视。③藏彝走廊之说及其前身都不能算是定义清晰的学术名词。与这个民族学概念所指的地理范围重叠的,还有“六江流域”、“横断山脉”、“藏彝孔道”等自然.地理与历史地理概念;④而近期参与推动西部旅游的有关专家使用的“大香格里拉”概念,其形容的地区实与藏彝走廊一致。⑤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及“流行地理学”对于同一地理区域赋予的不同解释与价值,值得我们从“表征”的角度给予揭示。从近年流行的“表征”之说看,费先生的藏彝走廊之说,可以说无非是对于一个地理区域的一种形容。我深深了解,借用一种“形容”,我们须慎之又慎。然而,我还是坚信,藏彝走廊一词,无论是否出自“形容”,都饶有兴味。  民族学一盘棋  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①  多次阅读这段文字,我感到费先生通过藏彝走廊概念想表明的,既属于某个“经验事实”的层次,自身又预示着一个民族学区域研究的新视野即将生成。  在我的理解中,费先生的藏彝走廊概念隐含着几个具有丰富学术内涵的要点:  (1)地区性的民族学研究,不应将自身的视野局限于单个民族,若是那样做,便可能要重复论证单个民族的社会形态史;  (2)地区性的民族学研究,应关注历史与文化意义上的“围棋式串联”,将区域内部的流动关系(即棋活的含义)当作研究的关键;  (3)地区性的民族学研究,应实行跨学科合作,考察民族间关系的复杂性与历史积淀。  白马人的族属问题是费先生推出“棋盘研究法”的由头。他的藏彝走廊概念则使我联想起几年前我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②中评价过的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m skinner)的“市场空问结构”理论。费先生与施先生各自提出的理论,之问恐还是有一定联系。他们都关注区域研究,之间主要的差别可能是:施氏将中国局限于汉族的区系格局,而费先生则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多元一体格局”(即我所谓的“天下”),在文化内涵上,远比西方汉学眼中的中国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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