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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情的觀察者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美]露丝·贝哈
页数:172
字数:160000
译者:韓成艷,向星
书名:動情的觀察者
封面图片
動情的觀察者
前言
1985 年,哥伦比亚的一场雪崩来袭,一个村庄全部被埋入泥浆。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从电视上目睹了这场悲剧,看到大批的人被泥浆吞没,无助的她想要宣泄心中的悲痛。在她的短篇故事《塑造我们的泥土》(Of Clay We Are Created)中,阿连德写到了奥迈拉・桑切斯(Omaira Sanchez),一个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焦点的13岁小女孩。捕捉新闻的摄影者、记者、电视摄像者,这些在拯救女孩的生命过程中束手无策的人,纷纷在小女孩被困的泥浆旁俯下身,用他们好奇而无用的目光注视着她的痛苦。在这些同样身处恐惧的观察者中,自然也包括盯着荧屏上这场残酷“秀”的阿连德自己,在文章中,她着重描写了一个摄影者罗夫・卡乐(Rolf Carlé)。他也一直在观看,凝视,报道和拍照。突然,好像有什么东西咬到了他。再也无法忍受在相机背后默默地观看这一切,他开始拒绝站在一个无恶意的观察者的立场去记录悲剧。罗夫・卡乐扔下相机,蹲伏在泥浆上,用胳臂抱住奥迈拉・桑切斯,此时她的心肺都已衰竭。作为一个好的动情的观察者的例子,罗夫・卡乐展示了一个目击者在灾难面前的两难困境。在大屠杀中,在折磨面前,在飓风刮来,在地震过后,或者也可说得更直接些,在记忆中隐约可见却又不会彻底消失的恐惧,在一个你身处寂静厨房的深夜里,全部向你袭来,就像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向一个聆听者敞开心扉,重数着她身上被划开的一道道伤痕,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会躲在相机的镜头后,会开着录音设备,会把笔握在手中吗?类似尊重、慈爱、怜悯这样的底线是否不能逾越,哪怕是为了留下记录?但是,如果你不能停止恐惧,难道你不是至少应该记录下它吗?阿连德觉得,一旦她写的故事被出版,奥迈拉便可能会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但在她为因患卟啉症而突然逝世的女儿所写的感人回忆录《宝拉》中,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奥迈拉的故事中,其中有一种神奇的幻象预示着未来将要发生的事。这一次,阿连德痛苦地处于悲剧的边缘,没有任何电视屏幕可以作为她的缓冲器。就像罗夫・卡乐一样,她必须同自己的女儿一道“陷在泥浆里”,女儿处于昏迷中,她的目光凝聚在“死亡升起的地平线上”。坐在宝拉这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睡美人身旁,阿连德,手里握着笔,放弃了幻想其他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屈服于棘手的现实,她觉得自己踏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隧道之旅,我望不到出口,但我知道它一定就在那里。我不能回头,只能继续往前走,一步一步,直到终点。”对我来说,人类学也是一条类似的隧道之旅。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你去到异地,但却并不是仅仅到坐落在坎塔布连山脉有着坚实墙壁的房屋的西班牙村庄去旅行,也不是到有无精打采的飞机盘旋其上的底特律的花园公寓去度假,或者是去一个有着破碎的粉红色圆柱和没有任何希望的港口城市哈瓦那,即使人们告诉我那里是我的出生地。失去,哀痛,对记忆的渴求,想要融入身边的世界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害怕受到周围的冷漠、白眼和不待见,对懦弱的气愤,那些总是挑衅之事发生后迟来的洞见,写任何东西都觉得毫无意义的无力感,突然燃起的写作欲望,这些都是路上不得不停留的地方。在旅程的最后,如果幸运的话,能够瞥到灯塔的一角,这时感激之情就会油然而生。说到底,生活还是很慷慨的。这肯定不是我们在大学学到的人类学,这听起来也不像是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素材。这也绝对不是能让你从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助学金的人类学。坦率地说,这也不是我通常告诉人们自己所从事的人类学。
内容概要
在這六篇極具情感的文章中,作者透過揭露自身的生命故事,深刻反思其在西班牙、古巴及美國的田野工作,將洞察力、真誠及憐憫注入其中,把民族志與回憶錄巧妙地交織起來,並將反身人類學、女性主義自傳性書寫,以及多元文化與離散論述融會貫穿。作者認為,感性人類學書寫不僅有治療的效果,也可以挑戰、對抗各種僵化與單一的意識型態,激發實踐的動力。總的來說,這不是一本民族志,而是一本充滿學術反思的類自傳體,具有一定開創意義。
作者简介
露丝·贝哈(Ruth Behar,1956—
),猶太古巴裔美國作家,密歇根大學人類學系教授,代表作除本書外還有《被轉述的女性》(Translated
Woman,1993)。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動情的觀察者
第二章 死亡與記憶︰從聖瑪利亞到邁阿密海灘
第三章 我的墨西哥朋友瑪塔
第四章 石膏里的女孩
第五章 去往古巴︰散居、回歸與絕望的民族志書寫
第六章 令人心碎的人類學
章节摘录
版權頁︰   幸運的是,在這條追尋之路上我並不孤單。 例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一位精神分析學教授,與人合著過一本有關躁狂抑郁癥標準的醫學書,現在不就是在她的回憶錄里坦誠自己就是個受傷的治療者,她自己也承受著躁狂抑郁癥嗎?在《我與躁郁癥共處的三十年》這本有關暴躁情緒的回憶錄里,賈米森並不避諱她把自己的焦慮轉為方法的事實。書一開篇,她說自己並不確定把自己的疾病公之于眾會產生什麼影響︰“對于坦露自己受到躁狂、抑郁和精神不正常的襲擊,包括需要持續接受藥物治療,我有很多擔憂。臨床醫師,由于顯而易見的醫生許可權和醫院權威的原因,不願讓他人知道他們自身精神病方面的問題。這種憂慮也得到充分保護。我不知道這樣公開討論這類問題會給我的私人和職業生活帶來什麼長久的影響,但是不管結果怎樣,這都會比一直保持沉默要好。我已經厭倦了隱藏,厭倦了那些被浪費的糾結的精力,厭倦了偽善,厭倦了我好像有什麼要隱藏一樣。” 在書的後面,賈米森談到了她與史舒(Mogens Schou)的相遇,史舒是位丹麥精神病學家,他正嘗試用鋰鹽治療躁狂癥。在新奧爾良密西西比河上的一艘船上,他直截了當地問她︰“你研究情緒障礙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她有些遲疑,他則說到自己研究情緒障礙的原因--因為他有家人患有抑郁癥和躁狂癥。“事實上是這種強烈的個人動力推動著他所有的研究,”史舒鼓勵她在研究、寫作和教學中用到自己的經歷。雖說如此,她仍感到焦慮︰“我的一些同事會因我生病而對我的工作產生偏見嗎?……比如說,我正在參加一個科學會議,當我提問或質疑發言者時,我的問題是會被當成一個研究治療情緒障礙多年的人提出的,還是會被當成一個有著高度主觀性、個人偏見的人故意攪場而提出的?這一前景很糟糕,會讓人失去學術客觀性的保護傘。當然,我的作品很大程度上也被我的情緒和經驗感染。它們深深地影響了我的教學,我的工作,我的臨床實驗,以及我選擇的研究對象︰躁狂癥。” 賈米森並不僅僅是一個受傷的治療者,她也依賴知識生活︰一旦她的病情得不到控制,她會停止一切可能的治療。她十分真誠地坦白,自己並不能保證一個穩定的鋰鹽療程能讓她一直保持健康狀態。就像她說的那樣,“我知道自己听著那些關于治療躁狂癥的新方法,並非僅僅是出于專業興趣。我也知道自己在其他醫院謹慎地巡查時,會經常觀看它們的精神病房,檢視它們的隔離間及電休克療法的設備,評估醫院的基礎設施,在心里排名打分,在我不得不接受人院治療時可以選擇去哪一家。我腦子里總是會預留一些空間來做最壞的打算,大腦其余部分則會相信要是我準備充分,最壞的事情便不會發生。” 我的一個醫學人類學家同事告訴我,賈米森能在這個時候暴露自己脆弱的主要原因是,生物化學領域的發展,使得人們對抑郁癥的生物化學根源有了新的認識,也使得醫學的藥物與治療能夠控制病情。換句話說,科學已讓人不再覺得說出自己有抑郁癥有什麼難以啟齒的。我們看到這一發展正在發揮其作用,鮑威爾(Colin Powell)在宣布他不參加總統競選的新聞發布會上,在被問及他妻子患抑郁癥這一話題時,很有分寸地答道︰沒錯,她得了抑郁癥,不過她正在接受醫藥治療,就像他自己“大部分時間”靠吃藥控制自己的血壓一樣。
后记
“麥克爾森問道︰‘悲傷和眼淚有什麼價值?人們怎樣才能為生活政治的目的而去使用它們?’這里我盡量試著回答一下這一問題,這個問題更多是一種修辭問題,一個並非真正需要答案的問題。我想起了電影《大屠殺》,一部用盡悲傷的作品,因為所有的眼淚都已流盡。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的目的不是為了呈現過去的恐怖影像,而是要反駁那些認為這場大屠殺不可能發生的敘述。他致力于‘拍攝死亡/失落’。他要‘呈現電影中缺席的死者’。朗茲曼帶著他的攝像機回到那些平淡無奇的地方,正是在那些地方,猶太人從日常生活的世界被轉進集中營的世界。他回到火車站大樓、鐵軌和月台,一切都仿佛停留在1942年,根本不曾改變。朗茲曼說︰‘我需要鐵與鋼的那種永恆持久,並將自己附于其上。’他拍攝了跨越集中營及其之外世界之間界線的那些幸存者。他拍下了當下和過去、生者和逝者的距離。‘他們能夠彼此交叉跨越,然而他們和我們都不在任何地方,而只在當下。’”是的,我們不在任何地方,只在當下。而我就在這里,在德克薩斯州,一個我並不認為我想要出現的地方,但是既然我出現在了這里,我就要深呼吸,繼而微笑,並享受我依然活著的快樂,就像通俗的肥皂劇明星抑或是一個鄉村歌手,挎著一把琴弦緊繃的吉他,我看著眼前的觀眾,準備高聲吟誦那些我在深夜寫出的語句,盡管當時我已非常疲倦,很想忘記一切蒙頭大睡。我說道︰“你可以稱之為多愁善感,你也可以稱之為維多利亞時代和19世紀,但是我要說的是,不能讓人心碎的人類學,根本不值得再繼續。”我是認真的,認真得不能再認真。因為我的心已經碎了。因為那個我希望他能听到我為他唱這一曲挽歌的人不在這里。他無法來到這里。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饱含情感的故事。作者通过不断再现过去,保存记忆,对抗人终将被遗忘的命运。——Stanley Trachtenberg,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作为一个“穿越边界的女性”……露丝•贝哈的视野中融贯了洞察力、真诚和同情。——Diane Co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露丝•贝哈让我确信,动情的民族志将会创造出比过去那种保持距离、不带情感的学院人类学更有意义的人类学。——Barbara Fisher,The Boston Globe 露丝•贝哈的随笔集,评估了[自身]情感和经验对研究及写作的影响,对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很是感人!——L. Beck,Choice 在这六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文章中,露丝•贝哈引人入胜地例示了展露“观察者的自我”的重要性。——Anne Valentine Martino,The Ann Arbor News 露丝•贝哈的人类学视界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端因她不断回望。记忆不会消隐无踪,虽会褪色变淡,但终会留下印迹。作为一位动情的人类学家,她使得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易理解的希望之地。——Judith Bolton-Fasman,The Jerusalem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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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段深情且精妙回憶錄,六段悲憤且憐憫的感情史。六段濃烈且剛強的歷史事。六段激情與不屈的民族志!《動情的觀察者:傷心人類學》是一部開創之作︰作者將自傳與民族志融合到一起,創立了半自傳體民族志,倡導帶有情感的學術。作者是位多情易感、同時亦勇氣十足面對苦痛回憶的女性主義人類學者。這是一本特別適合對自我與他人之苦、模糊的記憶與心境特別關注且有感受的讀者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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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下人类学的学术面具《伤心人类学》,露思•贝哈 著,台湾群学出版公司,2010年10月版人类学研究令作者回到自身成长背景,这样下去人类学很容易沦为文学;但从另一方面看,人类学又确实有文学般的魅力,其论述令人神往,如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所具有的文学价值。 自近代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人类学家一直质疑自身应否保持学术研究的中立位置,观察研究对象的社群,所谓“反身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gy)就是针对这问题,不单提出人类学家应该介入研究对象的情感,研究更应从自身认同出发,这在人类学界掀起很大争议。直至后现代社会,由于女性主义等各种新思潮兴起,好些人类学家对传统学术规范亦大大质疑,像露思•贝哈这样的人类学家,就希望将研究连结到身份认同,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重新审视自身的古巴犹太裔女性身份,用情感充沛的文学语言作人类学书写,对这种学术取向,有人赞许也有人批评,但不能否定其创新的意义。 《伤心人类学》试图摘下人类学的学术面具,呈现人类学家真正的面目,作者以智利女作家伊莎贝•阿连德纪录灾难受害者的短篇《我们从泥土受造》,以及忆述女儿夭亡的小说《宝拉》作比较,解释当作者书写其观察对象时,会把对象的苦与乐连结自身经历中相似的部份,由此讨论人类学传统所界定的研究范围。作者曾提及她那未受专门教育的舅妈所问的问题:什么是人类学?并记下舅妈立即回答的话:就是研究人们,还有他们的习俗……但人类学研究之所以出现,全是因为西方殖民政府研究落后社群生活的需要,使作为人类学家的他去观察研究对象的“他们”的世界,像卧底般介入“他们”的生活,然后又抽离地为研究对象作客观著述。如果人们的生活也包括他们的情感和生活中遇到的艰难,那么坚守学术人传统,作距离式的观察,究竟又能否令人类学家更了解研究的对象?这就是书中第一篇文章《易受伤的观察者》(也就是原文书名)所探讨的问题。作者发现,虽然文化人类学家纪尔兹反对西方人类学的距离式传统,却仍然声称人类学研究应为公开性活动,而反对内化的自传式人类学文本,于是她提出“易受伤”(vulnerability)这一词汇,并把自己归入新兴的人类学趋势,即以“我”介入“我们”的“自我民族志”代替“他”观察“他们”的传统人类学。对贝哈而言,人类学家之这样做,完全有自我治疗的况味,因为自我介入的生命故事,对人类学家本身也有自疗的作用,因此研究者必须首先返回自身的问题。而“返回自身”的追溯,其实就是人类学家“易受伤”个性的又一明证,不过易感、易受伤并不一定就是脆弱,它可以化作研究者下笔时的情感力量。人类学研究令作者回到自身成长背景,这样下去人类学报告很容易沦为文学;但从另一方面看,人类学又确实有文学般的魅力,其论述令人神往,如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伤心人类学》一书中收录了作者一些富争议性的人类学报告,其争议性就在于作者自身的“介入”。《死亡与记忆》将西班牙圣玛丽亚山城与作者祖父的离世及作者对他的记忆关连起来,个中的文学魅力也在于此。作者发现,老迈祖父的死亡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因为圣玛丽亚山城的老年人口也意识到自身及其文化的消逝。当时的西班牙处于佛朗哥统治的晚期,年轻人都听取了长辈劝告,而到北欧等地当外劳,曾被佛朗哥赞扬的西班牙传统村庄文化於于出现了断裂,茕茕独立的老者开始计划自己的死亡,包括葬礼的细节。当作者详细地记录村民的对话时,渐渐地发现自己还没有思考死亡的时候,圣玛丽亚山城的村民已经准备好自己的死亡,原来当一个人类学家置身于家人离世和这种人类学见证之间,是无法回避灵性上的震撼的,尤其是当切身体验冲击学术研究的中立原则时。 作者以“我”的身份重新审视“我们”,她的其中一部著作就是研究古巴犹太家庭命运的《一个称为“家”的岛屿》,作者十分熟悉这问题:因为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缘故,她和家人为了寻找更幸福的生活,而争取成为美国公民,当贝哈成为美国人类学教授后,对祖国的怀念又反过来质问她当初留学美国而取得公民身份的决定,这是很吊诡的感觉,在作者决定研究美国墨西哥边境村民生活时,感觉就益发强烈。《前进古巴:离散、回归与绝望的民族志书写》或许令人想到萨依德关于流亡的著作,文章梳理出古巴几代知识分子从离散到回归的心智历程,这篇文章表面上却不带半点学术色彩,作者谈及她在美国成为人类学家后认识一些古巴诗人的经过,基本上以“夹叙夹议”的形式,讲述双方认识经过,他们怎样欣赏美国诗人如“垮掉的一代”金斯伯格,及女诗人塞克斯顿、毕肖普的诗作。也许有人会问,这会变成一种文学吗?作者确实曾担心过民族志会沦为欧普拉(Winfrey Oprah)的脱口秀式表演,从称为《让你伤心的人类学》的那次演讲中(也是原文书名的副题),作者的确向听众表达她对这门源自猎奇式观察异族的学问发展忧心忡忡,她也说明田野报告并不是冷冰冰的学术研究,而是亲身经历人生的各种阶段。是的,作者并非欲以后现代概念颠覆学术传统,而是从学科源头追问研究的真正意义。没错,正如她引用了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说的那句话:这门学科是“如此受自责所折磨”,人类学的意义应该超越了无感情的客观描述,上升至反省生命及文明的层次。——图书馆职员,香港 彭砺青(深圳晶報﹕ 2010年12月05日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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