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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變局中的轉折點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金城出版社
作者:蔡曉濱
页数:248
书名:大變局中的轉折點
封面图片
大變局中的轉折點
前言
长河浪花(代序)像传说中的神灵撒豆成兵一样,历史老人将发生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的关于人类和社会的事件,貌似不经心地撒在了这个星球的各个地方。事件和事件之间,看似互不关联,毫无瓜葛。若干年后,时空穿越了长长的隧道,蓦然回首,你会发现,所有的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有一条神秘莫测的纽带连接着。这些事件像标志一样立在那里,让我们回望来路时,有一种标定路径的感觉。事实上,这些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大变局的前奏或是历史行进的拐点,只是当时之人没有完全意识到罢了。俄罗斯诗歌皇后阿赫玛托娃,生逢乱世,迭遭厄运,但她从来没有低下她那高傲的头颅,她自信而不屈地挺立着,以高贵的品质迎击着命运的挑战。她感动了以赛亚•伯林。伯林用哲学的语言描绘着对阿赫玛托娃的赞誉:“对个人良知绝对的坚守可以让历史在它面前屈服。”早在1919年,阿赫玛托娃就陷入了对“好时代”“坏时代”的深深质疑。她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这个时代比过去坏在哪里?也许,在这痛苦与不安的世界上它触发了最可怕的、也是无法医治的瘟疫。西方,太阳正当空照耀,城市在阳光里沐浴,可这里,白色的楼房被钉上了十字架,乌鸦们呼之而来,它们群起……在阿赫玛托娃写下这样的诗句三十多年后,关于“好世界”与“坏世界”的诘问,同样提到了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的面前。梁济用他的全部思考和生命,拷问着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这个世界会好吗?”嫉恶如仇的傅斯年对政府的毫无作为深感失望并痛恨不已,他从不掩饰对官僚的鄙视和对公正媒体的向往,他力劝他的老师胡适,“与其当官,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冯友兰书引《左传》之语,谓学生读书和从戎都是救国,只要做得好。“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中国近代史的拐点,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那短短的不足十年的时间之中。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在战乱和动荡罹患的磨难、惊悸、恐慌、沉浮中苦挨岁月。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完全不能体会,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抑制不住怦然升腾的心跳,一掬辛酸泪,为我们的民族哭泣,为我们的人民哭泣……一个政权的垮台,必定是天怨人怒的结果。“遭天谴”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恶劣政权和政府最大的蔑视和最狠毒的诅咒。国民党政府就是这样一个该遭天谴的政权。因为,在它执政的后期,它已经将自己集团的局部利益,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它已经将它辖治的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而不管不顾。1942年,河南发生了一场大饥荒,饥饿而死的人民据说有300万之众。这一年,河南春旱,麦收不足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入秋又三月不雨,秋季作物几乎颗粒无收;大旱之后飞蝗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荒芜;而沿黄各县夏季又遭河水溢堤,家陷汪洋;国民党河南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又以抗战之名,强征军粮,课税依然。河南人民沦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人民咬牙切齿,痛恨这“水旱蝗汤”几重灾难。能与“天灾”并列,这汤恩伯的“人祸”之恶,也算是史上有名了。而向全世界揭露这一切的,居然是一位美国记者——白修德,从中折射出的许多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地想一想。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复兴建国热情高涨。没想到,雅尔塔会议上,英、美、苏三巨头居然背着当事之国,协议决定苏军出兵东北,接收日伪资产。于是乎,强悍的苏联红军,大拆大卸,疯狂劫掠,成套成套的机器设备被运往苏联,甚至连沙发、家具也装车拉走,实在运不走的矿山、冶炼设备,就地炸毁,机器上的皮带也被剁成一段一段的。经此浩劫,素有中国现代工业范式的鞍山,不要说炼钢、发电,连一截铁丝、一颗铁钉也造不出来了。钢都成了废都。东北大地上,我们同胞姐妹所遭受的蹂躏、欺侮,更是难以出口……重庆谈判将正剧演成了谐剧。双方都知道是在作秀,就压根儿没认真准备过台词和剧情。逢场作戏,顾左右而言他,让满怀期待的全国人民空欢喜了一场。研究重庆谈判的史料尺牍盈匣,枯燥乏味,倒是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日记及毛泽东与悠闲文人的诗词唱和,有几番弦外之韵。1946年12月的平安之夜,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伍长皮尔逊,借着酒劲,居然在东长安街上强奸了北京大学先科班女学生沈崇,酿成了严重的政治与外交事件。起因其实简单,冲动性犯罪,依律依法惩处便是。偏偏那是个特殊时期,美军延长驻扎不得人心,调停国共内战成效不大。共产党又善于借题发挥,发动群众,遂有大规模的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沈崇算是一个导火索,点燃了那一时期学生和知识界的各类抗议活动,也是后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群众运动的前奏。蒋介石有无雅量不得而知,蒋的手下之人倒是气愤不平,怒火中烧,才有中统的小特务们暗杀记者、教授、文人、学者的恶劣事件,其中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费巩、李公朴、闻一多命案。根据后来解密的美国军事法庭审判皮尔逊的档案,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美国治外法权的傲慢,二是美国程序法的严谨和一丝不苟。蒋介石皈依基督教后,每日早晚两课不辍,时常反躬自省。对属下,也尽量彬彬有礼,谦恭以待,遇到他最不满意之事,也常常只是板着个冷冰冰的面孔,不理不睬而已。可人是高等动物,总有七情六欲,白天说不得,公开场合火不得,蒋介石就转向夜晚,面对日记,尽情发泄他的心头之恨、腹中之火。因而,仔细阅读蒋介石的日记,并查对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还真是蛮有趣味的一件事。1945年春夏之季,在得知孔祥熙借美金公债停发之际,低价私分、贪渎舞弊的事实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达对孔祥熙的不满和憎恶,不但下定决心追回了全部被私分的国债,而且毅然“断腕”,免除了孔的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等一系列要职。“投鼠忌器”“首鼠两端”,是在不妨碍党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一旦底线被突破,危及了国本与政权,蒋介石是知道哪头轻哪头重的,姻亲也好,大舅哥也罢,都不能成为逃避惩处的借口了。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的日记和自述,给我们提供了破解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关系的新路径。“访问延安”和“呼吁民主”,本质上说是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和统战艺术。“访问延安”一章所依据的蓝本主要是当年赵超构的那本小册子《延安一月》;“呼吁民主”重点参考的是十几年前的那本老书《历史的回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两方面的内容,傅国涌先生和戴晴女士都有很好的见解,我只是更条理、更系统地勾勒出了它们的过程和发展脉络,有兴趣的读者可耐着性子读下去,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林彪的能打和善战,在共产党和八路军中是出了名的,可他二打长春时,居然是围而不打,整整困了长春半年之久。一座死城,演绎了人间地狱的生活万象:柏油马路被掀开种麦子,青苗刚出土就被塞进嘴里,强行冲卡外逃的百姓被捆绑、吊打,甚至枪杀,长春最惨的居民区,成户成户地饿毙而死,国民党军官有钱有粮,再不济的兵头也成了香饽饽,30多岁的连长居然娶得起三房老婆;年近60的老处长也“梨树压海棠”,迎娶17岁的高中女生。长春城内外,阴阳天隔,明知无法通邮,也要尽情倾诉,那一麻袋一麻袋写给父母、妻儿、兄妹、同学的信函,凝血泪,诉真情,令人不忍卒读。林彪是用这种最残酷的围城之法,一雪他两年前被孙立人撵着屁股仓皇北逃的尴尬。在饿死了十几万老百姓、饿晕了国民党60军的将士们之后,这个非蒋介石嫡系的部队,为一口饱饭而弃城投降。林彪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拿下了长春。破城之日,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走在死寂的长春街道上,看到马路两旁饿死的百姓,流着泪说:“我们打仗是为解放老百姓。老百姓都饿死了,这仗是怎么打的?”无用书生王云五发起的币制改革,大约是压垮国民党这头巨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百病缠身,千疮百孔的国民党政权,本该偃旗息鼓,乖乖倒下身去,寿终正寝。不甘落寞的王云五偏偏要在最后一刻搞什么币制改革和经济管制,这轰轰烈烈的一场闹剧,算是国民党政权出逃大陆前的一出壮丽的挽歌。只是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却将“挽歌”当做了中兴之剧认真地演了下去。尤其是年轻气盛的蒋经国,亲赴上海出任经济管理大员,举棒打老虎,顺便拍苍蝇,拘捕商人,抄没豪门,闹得满城风雨,风声鹤唳。在严控了七十多天物价之后,终因后继乏力,日用、生活物资供给不济,无奈放弃限价,市场价格全面崩盘,以致物价一日数涨,到手的薪水不马上花出去,就变成了一堆废纸。上海的市民,背着一麻袋纸币去排队购买一卷手纸。蒋经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悲苦不能自已,烧文件,烧信函,甚至还烧掉了宴会的请柬。属下问他:“为什么烧请柬?”蒋经国回答:“亡国了,还请什么客?”自此后,一叶扁舟下东南,梦里依稀大陆情。学者熊培云在推荐美国记者哈伯斯塔姆的巨著《媒介与权势》时,说了一句非常到位的话:“天黑道晚安。”熊培云的意思,许多社会学中的核心问题,如民主宪政、新闻自由、公民权利、法制公平等等,就像天黑道晚安一样自然和顺畅。在这些事关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本不该大费周章,尽管顺其自然就好。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有直行,有曲折,有回旋,有坎坷,其中的拐点和转向更是数不胜数。
内容概要
   《大變局中的轉折點︰1940年代的新聞事件背後》作者以一個三十多年報人的職業敏感與素養,選取了20世紀40年代那些曾轟動一時或引發廣泛爭鳴的新聞事件︰中原饑饉、訪問延安、公債舞弊、東北劫掠、重慶談判、沈崇事件,等等,從源頭到其背後以及其造成的影響、對歷史進程的意義,對這些事件做了深刻的剖析,真實地反映了那個年代的史實。
作者简介
蔡曉濱,媒體人,供職于《青島日報》報業集團,著有隨筆集《美國報人》《中國報人》《幽暗的航行》等。
书籍目录
長河浪花(代序) 001中原饑饉 006訪問延安 026公債舞弊 051東北劫掠 069重慶談判 092沈崇事件 127呼吁民主 151長春之圍 182上海“打虎” 206從細節看“大江大海1949”(代跋) 227
章节摘录
中原饥馑1942年,中原河南发生了一次大饥荒。豫中平原,饿殍遍野,尸塞于道。据说,总共饿死了三百多万人。上个世纪的中国,物产贫瘠,生活困顿,内忧外患,战乱不已,饥馑、瘟疫、天灾、人祸,本不是什么稀奇之事。河南这次大饥荒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公正而有责任心的媒体率先披露了真相,而最终是被一位美国记者搅得天翻地覆。这个有责任心的媒体是中国的《大公报》。这个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是《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特迪•怀特,中文名字叫白修德。河南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灾荒显现在1942年的春天。连续的春旱,使当年的小麦大幅度减产,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抗战的名义,强征军粮,硬派赋税,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军人们对农民说,支前打仗第一重要,再坚持几个月,秋粮就下来了。谁能想到,这一年竟是夏秋连旱,种下去的秋季作物——玉米、谷子、高粱等等,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野菜、树叶、树皮都成了充饥的食物,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饿死。活着的人们,像躲避瘟疫般地逃离家园,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河南的老百姓对这场天灾人祸愤恨不已,称之为“水旱蝗汤”。《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奉报馆之命于1942年底驻站河南,刚一到职便遇上这一惨绝人寰的饥馑。面对满目疮痍的豫中大地,张高峰坚定地认为,他有责任将这一切报道出去,昭告于天下。张高峰以河南叶县为重点调查地,详细了解饥荒的情况,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撰写了六千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明白,在惨烈而绝望的事实面前,白描,是最有力的表现手段;一个精确的事实,胜过喋喋不休的说理和论证。张高峰在通讯中写道: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河南今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今天小四饥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陆续的离开了人间。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手捧张高峰的稿子,心在颤抖。他为河南人民心痛,为啼饥号寒的灾民难过。他知道,刊发张高峰的稿子,会冒极大的风险,会令当局震怒和不满。但新闻人的正义感和媒体的责任意识,让王芸生义无反顾地签发了这篇稿子。他给张高峰的稿件改动了标题,《豫灾实录》,使报道更具客观和公正。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刊于《大公报》上,犹如在重庆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激起了轩然大波。然而,王芸生意犹未尽,又用他那枝酣畅淋漓的抒情之笔,配发了一篇充满着王氏风格的评论《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在社评中说:“昨天本报登载了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枝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人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17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吾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社评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借题发挥。借河南的灾情,说重庆的奢靡;借赈灾的无力,说政府的拙政,这大概就是《看重庆,念中原!》社评的本意吧!一篇纪实的通讯,一篇犀利的社评,《大公报》接连两天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自然难逃军政部门的惩罚。2月2日傍晚,也就是《看重庆,念中原!》评论刊发的当天,国民党重庆新闻检查所,便派人来到了《大公报》编辑部,送达了“军委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造成了轰动大后方的《大公报》停刊事件。记者张高峰更是厄运当头,竟然被河南驻军抓进了监狱,严厉审查。企图找出这篇稿子背后的政治背景。《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闭门思过,竟让一位美国记者如芒刺在背,浑身难受。此人就是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想知道,河南是否真有灾荒,《大公报》的报道是否属实,政府的停刊令道理何在?白修德想深入河南实地采访,合众社及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正巧也有此意,两人便结伴而行,立即向河南出发了。白修德天生是块干记者的材料。此人其貌不扬,小个子,大脑袋,一点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俊和轩昂。是的,他是犹太人,来自东欧的新移民。白修德的父亲戴维•怀特于19世纪只身来到美国,那时的怀特,除了一腔热情,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说。他最初当小贩,沿街叫卖报纸和香烟、火柴等等小日用品,同时自修英语,还进了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免费法律学校。最终,戴维•怀特成功了。他去了波士顿,当了律师。他坚信资本主义是剥削制度,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生活应当得到提升。他关注一贫如洗的当事人,常常为他们免费辩护。因而,尽管怀特从事的是一件令人羡慕的高收入工作,但他自己却常常挣不到钱。白修德就是在这种窘迫家庭生活中长大的聪明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像父亲一样当起了报童,挣取家里的一份费用。中学毕业时,他考上了哈佛大学,并获得了一笔奖学金。报纸学会也颁发给了他一笔报童奖学金,两笔钱加起来,刚好四百元,正好够了哈佛的学费。白修德兴冲冲地去哈佛报到入学了。当然,他明白,他不能住在学校里,不能像富家子弟那样享受学校的舒适寝室,优雅的餐厅和烛光摇曳的酒吧。这需要很多钱。白修德的父亲拿不出这笔钱。白修德怀揣着一张月票,白天来哈佛上课,傍晚下课便乘地铁回家。哈佛的历史上,还极少这种“通勤”学生。白修德明白,没有那两笔奖学金,他连哈佛大学的门都进不了。只要能在这里读书,揣着月票每天跑路有什么不可以呢?
后记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在海峽彼岸出版時,當時想,龍應台的書近年來在大陸都出了簡體字版,應該也會出簡體字版的。但很快就得知,說龍應台的這本書,很難出大陸版了,即便刪節也不行。因為無法刪節。這樣一來,便起了好奇心,盡管我對龍應台的著作並非熱衷。書友說,在淘寶網上能夠買到,便拜托書友在淘寶網上代購一冊,但很快就得知,不允許了。後來收到一位學者朋友群發的郵件,附件是《大江大海1 949》的電子版。于是,便打印了一冊,並自己裝訂了一本厚厚的自制本。    讀完《大江大海1949》也就理解何以不能在大陸出版,盡管在我看來並沒有啥問題,當然,在那些執掌圖書出版終審大權的“權威”人士來說,書中的許多提法顯然是不能通過出版門檻的。龍應台以此書向失敗者致敬,在給國共兩黨的1 949年唱挽歌,更是獻給國民黨流亡老兵墳墓上的一首挽歌。在我看來,她是想以一首挽歌來撫平那一代人心靈上的哀傷,來替歷史翻過那一頁血染的訴說。其中她書中提到的幾個片段讓我意緒難平︰東北戰場上殘酷的長春圍困和青島的一位19歲少年在國軍撤退時被抓兵去了台灣,後來成了一位詩人。詩人回憶他當年在青島郊區田家村家里的情景,家門口就是山坡,他印象里母親的記憶,等等。讀到這些文字,對于從小就生長在青島的我來說,情緒復雜,像是在讀“鄰家”兄長的故事,尤其是,當時作為郊區的田家村,現在早巳經消逝在鱗次櫛比的繁華城區了,只有田家村這個地名還留在公交車站牌上和社區名稱上了。    而長春圍困更是讓我涌起記憶的波瀾,關于長春圍困,我少年時代的記憶是一部黑白電影《兵臨城下》,其實這是一部老電影,“文革”後又重新上演,記得我是在暑假里去看的這部電影,電影講述的是當年長春圍困時起義的國民黨的第六十軍,作為正面起義部隊的將領,曾軍長是正面人物,而讓我覺得親近的是,在家里我已經听到太多關于這位曾軍長當年在長春率軍起義的故事︰因為我的大姐夫當時是一名海軍普通軍官,他所在部隊的最高首長就是這位曾軍長的公子。這部老電影重新上演時,在家里听大姐夫談當年六十軍的故事,之所以起義,是因為他們是雜牌軍,不是蔣介石的嫡系,最後忍無可忍,在解放軍的正面包圍下,毅然投入到革命的陣營來……    而當我在20世紀80年代工作以後,所受到的關于中國現代史國共內戰的第一堂現身說法的課,就是長春圍困︰當時我為海洋地質專家蒼樹溪先生擔任助手,他剛在英國劍橋大學結束了兩年的訪問學者工作回到青島,在我們參加的每周例行的政治學習討論會上,談到一切以市場經濟為主時,談到科研要為市場服務時,剛從資本主義的英國回來的蒼先生常常情緒激動地談到當年的長春圍困,至今他當時慷慨激昂的樣子還歷歷在目︰“你知道什麼是饑餓嗎?你知道在沒有糧食的時候你手里再有錢也沒用嗎?你看到路邊的人走著走著眼看著倒下再也起不來嗎?你知道不知道,你手里就是拿著金條也換不來一個苞米面窩頭嗎?!……”蒼先生在討論時,最後往往要歸結到他童年時代經歷的長春圍困。出生于1938年的蒼先生,談起1948年的長春圍困,他童年的記憶是終生難忘的,他的父親是早年留學德國的農學博士,也就是說在國民黨控制下的長春,蒼先生的父親屬于上流人士,但即便如此,長春圍困造成的大饑餓也成了蒼先生童年最深刻的記憶,成了他一生無法抹去的烙印。    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了自制了一本《大江大海1949》,這個帖子被香港的一位友人看到了,知道我對此書有興趣,結果她郵寄來了一冊台灣版的原書,說她已經看完了,送給我。讀原版書當然和讀打印本的感覺不同。之後,友人又郵寄了一本書,說你看了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不能不再看看這一本。這就是李敖的《大江大海騙了你》。看李敖的這本與龍應台針鋒相對的書,實話說,並不欣賞李敖罵人的風格,有活好好說,何必要罵人呢?但是,不能不佩服李敖的引用文獻和史料的本領。這點上,他比龍應台訪問當事人的材料還要豐富和深刻,用李敖的話說,龍應台訪問的人物大多是小人物,且對史料文獻掌握的不夠,而李敖提供的文獻史料,許多都是第一手的日記和回憶。其中有幾個片段也是深深吸引了我︰同樣也是關于長春圍困,也是關于青島。    關于長春圍困就不說了,龍應台強調的是長時間圍困所造成的災難,李敖強調的是何以長春被長時間的圍困,孰是孰非,一枚硬幣的兩面,絕非我輩所能妄加判斷。我想說的是,對于長春圍困,今日來看,都是民族的悲劇,都是當時生活于其中的芸芸眾生的苦難,蒼先生是幸運的,他度過了饑餓的圍困;但他又是不幸的,直到他的老年,童年的那一幕饑餓的烙印一直不能忘懷。即便到了今天,已經到了耄耋之年的蒼先生,談起長春圍困,仍說他不需要看別人的文字,他自己的記憶就足夠了。當年國軍開入長春的時候,那些一身美式軍裝的青年軍官是多少年輕女學生夢想中的白馬王子;誰能料想,曾幾何時,天翻地覆,兵敗如山倒,連級和連級以上軍官就成了歷史反革命,多少年輕女學生的命運隨之在1949年後的大陸就成了歷史反革命家屬。    記得80年代末,蒼老師曾收到一封來信,給我們看。當時對我的震驚很大,來信是用毛筆寫的,非常工整,一筆漂亮的小楷。內容是寫已辦理退休回到長春的。蒼老師說,這位老先生當年是蔣介石嫡系中央軍的一位中尉,大學畢業,抗戰時從軍。到長春時是排長,圍困期間,被晉升為副連長,後來又成了代理連長。結果長春解放後,因為夠到了連級,就被劃入了歷史反革命,若是排級,就沒有事了。圍困前剛剛結婚,新娘是蒼老師家鄰居的女兒,高中剛畢業。50年代,這位中尉和他的新娘被發配到新疆,一直到80年代,才落實政策,辦理了退休。    李敖在書中提到的青島,有兩點讓我震驚,一是青島的國軍撤退時,許多姑娘在碼頭上苦等,只要有人帶她們上船,不管是當姨太太還是、r鬟,都甘心情願;再一個就是他引用的雷震日記里的內容,當時青島的國軍師長劉安琪將320余位“主和分子”丟進了大海,這是1949年5月6日的事情;而到了6月2日,就是解放軍進入青島的日期,那一天被定為青島解放日。2009年青島解放60年紀念時,我曾參與在我們《青島日報》上做紀念專刊,其中主要是借助于青島檔案館的歷史檔案,若不是看到電報原文的復制件,誰能想到,當年解放青島的電報命令,居然是出自毛澤東的親筆起草,一個最重要內容就是驅敵退卻,並非殲滅,就是說讓國軍從海上逃離,並非讓部隊攻城消滅國軍,其考慮是出于不讓城市毀于戰火。而劉安琪讓至今的青島人還能記起的,是從檔案里發現,當年這位山東籍的劉司令,在撤退時並沒下達在城市實施爆炸破壞的命令。    近些年來,關于1949年10月1日之前的民國題材的書越來越多,關于民國文人的書,往往會提及30年代抗戰爆發前的“黃金時代”,即便以青島為例,談起青島的文化,往往讓我們掛在嘴邊的是30年代居留青島的那些現代文人如老舍、沈從文、梁實秋……尤其是當年的市長沈鴻烈,更成了懷舊的歷史風景。但這一切最後往往會歸結于一個疑問︰何以國共內戰的結局是國軍兵敗如山倒,“大江大海”的1949年成了共產黨的天下,蔣介石的“殘山剩水”敗退台灣島?也許是從小受到的紅色歷史教育,唯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成了永遠抹不去的記憶,蔣家王朝的失敗是歷史的必然。歷史與現實,昨天與今天,物極必反,歷史的言說便有了另外的一面。“懷舊”成了一種態度的表達,也是一種理想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充溢其中的感性色彩無疑能夠打開我的閱讀;同樣,李敖的《大江大海騙了你》中那些史料的引證和當事人經歷的挖掘,也從海峽彼岸驗證了何以蔣家王朝走向失敗,盡管李敖的語言充滿了霸氣,但不能不贊嘆他掌握史料和引用證據的豐富,尤其是他利用大陸出版的“史料”上的那種“虔信”態度,讓人不能不想,如果李敖當年留在了大陸,他還能以如此的“左翼”言詞來批評龍應台嗎?    讀完李敖的《大江大海騙了你》,我又從書架上取下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兩本書細細比對,能感受到海峽彼岸的他們對“大江大海”的情感和態度。龍應台和李敖都生活在海峽彼岸,他們的“大江大海1949'’不管是如何的不同,在我眼里都是彼岸給出的解釋和答案。閱讀他們的書都讓我有了情感的震撼和對“大江大海1949”的重新的解讀,盡管對他們的一些言詞我有著不同的感受,但溫故而知新,這也正是閱讀的力量所在。    兩本書放回書架,我的閱讀依然沒有離開“大江大海1949”,這就是蔡曉濱的《大變局中的轉折點》,這是他剛剛完成的一部書稿,副題“1940年代的新聞事件背後”。蔡曉濱是一個職業報人,此書也是他繼《中國報人》之後,對“民國”歷史的又一次解讀,作為一個有著三十多年報人生活的新聞記者,他以職業的敏感和素養,選取了40年代的那些曾轟動一時或引起廣泛爭鳴的新聞事件,對這些新聞事件做深入的剖析,從現象本身,到現象的背後,到現象發生的源頭,到現象造成的影響,到現象對歷史進程的意義……譬如龍應台和李敖都濃墨重彩的“長春圍困”,蔡曉濱從史料出發,既有主流的史料,也有民間的遺存,如當年圍城里未能郵寄出的家書,等等,從瑣細的史料,還原當年國共雙方在長春圍困時的真相。其實,對于40年代的這些新聞事件,如中原饑饉、訪問延安、公債舞弊、東北劫掠、重慶談判、沈崇事件等等,逐一尋根究底,當我們了解了這些新聞事件的背後,無須再言,也就知曉了“大江大海1949”的歷史結局。    青島日報社所在的大樓,其舊址是當年國共內戰時期的美國水兵俱樂部,當然現在的這棟花崗岩大樓,已經沒有絲毫往昔的跡象了,唯一沒變的是眼前的海灣,從蔡曉濱作為報社總編輯所在的辦公室窗口望出去,海灣景色旖旎,棧橋伸展在海面上,棧橋盡頭的回瀾閣重疊的飛檐在藍天的襯托下依然如新,這還是當年民國時代作為青島特別市市長的沈鴻烈主政時期的建設,也早已成了青島的標志性景觀。當年,國軍撤退時,最後撤離的兵艦就是從這里起錨的。濤聲依舊,但歷史早已翻過了一頁,“大江大海1949”離開我們巳遙遠,但卻又似乎近在咫尺就在眼前。    2011年5月5日于《青島日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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