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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家(第6輯)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02-1
出版时间:齊魯書社
作者:齊魯書社 編
页数:173
书名:藏書家(第6輯)
封面图片
藏書家(第6輯)
内容概要
  《藏書家(第6輯)》包括“藏書講座”、“書林一葉”、“雪泥鴻爪”、“版本談故”、“書海披沙”、“讀書偶得”、“藏書閑話”等八個欄目,收錄了諸多對藏書進行研究的文章。
书籍目录
藏书讲座 黄永年 我怎样学会了鉴别古籍版本林 夕 明刻本的鉴赏与收藏书林一叶黄 裳 来燕榭书跋(续四)版本谈故涂宗涛 四本罕见书——苹楼藏书琐谈之一姜德明 《北方木刻》范 用 两本试刊号倪墨炎 早期翻译小说两种于 淼 朱启钤与《存素堂丝绣录》窦水勇 清刻善本琐谈雪泥鸿爪江澄波 丁祖荫的访书藏书和刻书梁 颖 郎园轶事——读叶德辉遗札虞浩旭 开放的藏书楼——纪念古越藏书楼创建一百周年韦 力 藏书访古日记——苏州之行徐 雁 福州书肆记黄 恽 苏州旧书业的今天书海披沙谢其章 百岁蝴蝶老鸳鸯——民国旧派文艺期刊过眼录方竟成 六本艾青《诗论》李本德 贴着藏书票的书读书偶得张国功 书目传统中的人文情怀——漫说鲁迅日记中的书账谢明洲 名人书趣藏书闲话余章瑞 藏书有福李世扬 与时俱进话藏书 异域书情沈 津 韩南教授及其所藏清末民初小说宝卷郑树森 文章有价书无价——美国的书市及善本书编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行述》虽是汉奸政权的出版物,但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可资参考的史料,尤其是为研究汪精卫生平和汪伪政权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汪逝世后,《行述》载《日本政府声明》全文,其中称“值兹中日两民族,自觉责巨任重,力谋精诚团结愈切之际,中国极应克体汪主席阁下未竟之志,愈益一致协力为东亚之将来再接再厉”,对汪伪政权的继承者,使用了不折不扣的命令口气,颐指气使,溢于言表,这也可看出汪伪政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本质。此外,对国共合作史也提供了某些线索,如在该书第十八至十九页称“二十七年(1938)元旦,中共首脑廿三名,恢复国民党籍”,不见于别的文献记载,不知是否可信,为探讨第二次国共合作史提供了线索。再以周作人为例,《行述·荣哀录》载,周不但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还于1944年11月16日下午亲自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华北各界公祭汪精卫的活动,可见他并不是挂名的“委员”。至于汪精卫的青年时代,在《行述·附录》载他的遗著《正月的回忆》一文中,称1905年他二十一岁,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正月正值日俄战争在中国的旅顺口一带展开,“日本的关心集中于旅顺的攻击,全国国民期待着还是今天陷落,还是明天陷落”,这本来是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为争夺我旅顺的强盗厮杀,汪作为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若稍有国家民族意识,就应该感到痛心和愤怒,但汪却完全不是,他当时的心情是:“这种日本国民的热烈的爱国心,深深的燃烧了年青的我的心曲”。请看,二十一岁时的汪精卫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溶合在一起了,本此,说他青年时就是个汉奸坯子并不为过。  遥夜闺思引(俞平伯撰并用毛笔楷书。北平彩华印刷局1948年3月影印本)  《遥夜闺思引》一册,小32开本,边栏左下标明“仿绍兴本通鉴行格”,版框高12.3厘米,宽9厘米,每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字,未标页码,计二十页(十个单张)。封面标“遥夜闺思引丙戌正月许宝纯*题”。封底标“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初版景印共一百册”、“自写遥夜闺思引第六本”、“著作者俞平伯”、“发行人暴春霆”、“承印者北平彩华印刷局”、“有著作权不得翻印”,在“著作者”和“发行人”上端,钤有“平伯所作”朱色印一方。纸用能影印之白色硬厚纸。非线装,穿四个孔,用两根红丝绳栓结。全书分《遥夜闺思引自序》和《遥夜闺思引》正文两部分。《自序》为骈体文,正文为五言长诗。全书为俞平伯手书小楷,字体娟秀而舒展,气韵流畅,有功力,富书卷气,不失为法佳品,当时之所以影印发行,就是作为名家书法作品看待的。  当然,《遥夜闺思引》不仅是一本法书佳作,其赋(骈体文)和诗也是佳作,一篇五言长诗达三千七百多字,也很少见。作者在近千字的《自序》中称:“仆也三生忆杳,一笑缘坚,早堕泥犁,迟升兜率。况乃冥鸿失路,海燕迷归,过槐屋之空阶,宁闻语屧;想荔亭之秋雨,定失寒花,未删静志之篇,诗续闲情之赋,此遥夜闺思引之所由作也”,可见作者这篇长诗,是出于真情实感而又富于寄记的。一般人只知俞平伯是“红学家”和“词学家”,这篇《遥夜闺思引》,说明他还是书法家,而且也是写传统诗赋的高手,对传统文化有很深造诣的。  古越藏书楼的藏书有二大来源,一是“以家藏经史古籍及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人”;二是出资购置“近来译本新书以及图书标本、雅训报章”。这与徐树兰“存古开新”的宗旨相关。徐树兰认为:“学问必求贯通,何以为之贯通,博求之古今中外是也。往者士夫之弊,在详古略今;现在士夫之弊,渐趋于尚今蔑古。其实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交通之途径。故本楼特阐明此旨,务归平等,而杜偏驳之弊。”徐树兰这种古今并重的藏书观也是超越前人的。  古越藏书楼开办之日,藏书总额达七万馀卷。古越藏书楼藏书印鉴计有四种:“古越藏书楼图记”、“徐树兰捐”、“会稽徐氏检庵见本”、“检庵购藏旧本”。由于人藏时间、来源不同,每种书上所加盖的印鉴种数不一。对捐赠入藏之书,标有“某某惠赠”的字样。藏书楼有存书之例,对寄存之书,也印有标识。  藏书楼曾两度编目。1902年,徐树兰亲自主持编制《古越藏书楼书目》,将藏书分为经、史、子、集、事务五部,共三十五卷六册,由本楼刊行。1904年,藏书楼延聘慈溪孝廉冯一梅(丙子科举人,绍兴府中学堂教师)重新编目,将藏书分为政、学二部四十七目,共二十卷八册,当年由上海崇实书局印行。是目将中西书籍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学术体系,是我国学术史、思想史和图书分类史上的一个突破,具有创新意义。  徐树兰还参酌东西方各国图书馆规制,制订了《古越藏书楼章程》,共七章三十节,有古越藏书楼单刻本和上海崇实书局石印本。章程的各项规章周到完备,具体管理方法细密严谨,体现了既严格管理,又方便读者利用的思想。  藏书楼有工作人员八人。设总理一人,负责制订章程,稽核经费,统揽楼中一切事务。监督一人,管理财务支出,添购图书,考察司书以下的工作人员。司书二人,在开放借阅时,一人收发书籍,一人收发报纸,忙闲彼此照顾。司事一人,做读者出入的登记工作。门丁、杂役、庖丁各一人。总理之职,由徐树兰自任;徐氏去世后,由其嗣子中推举一人充任。监督以下的人选,均由总理延聘。如总理在外,则司事以下人选由监督招聘。  古越藏书楼自1904年正式对公众开放,1911年底停办。1916年,徐氏之子徐尔谷呈请教育部批准继续开办,1924年再度停办。1926年,经由徐树兰之孙徐世南整理,重新开放。1930年复停办。1932年,绍兴县教育局报经部、厅核定,将古越藏书楼改组为绍兴县立图书馆。  古越藏书楼房舍早废,门楼尚存。今绍兴市鲁迅图书馆犹存古越藏书楼的书五千七百八十九册,书柜四十只。1960年,古越藏书楼遗址被绍兴县人民政府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  1月”日,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越藏书楼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是开放的藏书楼,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有重大意义。今年是古越藏书楼创建一百周年,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沈德潜在六十七岁的时候才成为进土,很受乾隆皇帝恩宠,被乾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并将自己的御制诗命沈逐日校阅,还要求他每日有新作进呈御览。在乾隆十一年,沈德潜夫人俞氏去世,沈写了一首悼亡诗,名为《夜梦俞淑人》,其诗写得凄切真挚,乾隆帝看后深为感动,特命其回家料理后事,并赠诗送行,其中有一句“我爱德潜德”,而当朝户部侍郎钱文敏不知是叹羡还是有感而发,当时也赠一首诗给沈,其中有一句“帝爱德潜德,我羡归愚归”(归愚为沈德潜号),一时传为佳话。  晚年沈德潜在苏州紫阳书院执教。在苏州先后四次接驾,随同乾隆帝南巡,两次进京为皇太后祝寿,前后得到四十馀首乾隆御赐诗,可谓恩宠之极。但沈德潜去世后十年,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发,因此书是由沈德潜作的序,故受到牵连。其后又有人从沈德潜所作的《咏黑牡丹》诗中摘出“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诗句,被解释成夺取明王朝的统治者并非有正宗的出身,而“异种”更是对满清的蔑视了。故乾隆帝下令,将沈德潜剖棺戮尸。一个人在当朝即可体现荣辱之极,也可略窥人生难测了。  教忠堂是乾隆十四年沈德潜退休之后所建,现在大部分原建筑已被拆毁,仅馀原规模的三分之一,存有门厅、大厅和轿厅。我前往寻访之时,门前铁栅栏门开着,但里面的大门却上着锁,坐在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仍未见有人来开门。向旁边的商户打听,他们也搞不清什么时候才有人来开门。只好在门口照了一下外景,以伺将来再窥全貌了。  宝山楼是苏州潘家家族上世纪最后的辉煌——潘承厚、潘承弼的藏书楼,今址在苏州市南石子街,无门牌号。南石子街是一条小街道,处在苏州老城区,整个街两边的建筑都保持了旧貌。宝山楼地处南石子街中段,紧邻安徽会馆。进了院门是一条长长的甬道,有二十多米长,走到院子尽头,就看到一个颇大的院落。由于年久失修,再加上杂居着十多户居民,院落显得破旧杂乱。但从建筑的规模和雕梁画栋所透出的气势,仍然可看出昔日的富贵和大气。同院中的居民聊天,得知原来的规模要比这大得多,从南石子街到进深二十多米其实原来都是院内的建筑,而现在都已拆改过了,只剩最里面的这二进院子,才是当时仅存的一小部分旧居。在第一进院子门楼上砖雕刻着“媚玉辉珠”,是嘉庆年间的题款。尤其能透出大家之气的是第二进楼上的雕花饰板,整个是用楠木所雕,一反江南的细巧而显得粗犷有力,也带出了官家的霸气。楼上的其中一家住户,善解人意,知道我们要拍照,赶忙将楼上他家的几扇窗子都关上,,并且还要下楼把晾在院子里的衣服都收起来。我赶忙告诉他不用动,我们要拍的不只是藏书楼,同时也要拍下这些文化遗迹今天的景况。  民国十八年秋,苏州书市上出现了一部宋版蜀大字本《陈后山集》,由于此书纸色较差,所以市场上都认为这是明代的翻刻本染纸充宋,而无人购买。潘氏兄弟俩人经仔细研究认定这是宋版,花了二百元以明版书的价钱买了下来。后经许多藏书家鉴定都认为是宋版无疑,为此兄弟俩人惊喜不已,特为此将祖父的竹山堂改为宝山楼。这部书后被大藏书家傅增湘在潘宅见到,也认定是惊世秘籍。  竹山堂原藏书四万馀卷,经过兄弟俩人的努力,在鼎盛时期宝山楼的藏书达到了三十馀万卷,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大藏书楼了。可惜好景不长,正当兄弟俩人努力收书之时,抗日战争开始了,宝山楼遭到了炮火的袭击,部分藏书被毁了;兄弟俩人避难到了上海,家中馀书又遭到了盗窃。正在这困厄之时,潘承厚在上海病逝了,年仅四十岁。连遭打击,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潘承弼陆续将馀书出售,其中大部分归了合众图书馆,而此馆藏书在解放后又由张元济等人捐给了上海图书馆。宝山楼劫馀宋元善本在解放后由潘承弼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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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後記  今年濟南的夏天特別熱,真是“七月流火”(用其字面意思)了,而本輯《藏書家》就是在這個時候編成的。編稿時,外面天氣雖然熱,但編者的心里卻更熱。在二十多年的編輯生涯中,編者甘于寂寞,甘做嫁衣,編輯出版了許多古籍整理和學術著作,但真正能與作者、讀者作思想感情交流、與時俱進並為之傾注大量心血的,還是已出版的或即將出版的《藏書家》。  隨著《藏書家》出版輯數的增加,它已得到更多讀者的認識,近年來作者自投稿越來越多,讀者來信也越來越多。其中有些讀者來信遠自川、貴、青海等內地,他們介紹《藏書家》如何在許多書友中傳看,以致封面破損,因為當地偏僻,買書困難,甚至跑很遠路到縣城去買《藏書家》,……所以希望《藏書家》能通過郵局預訂;有的讀者告知每輯《藏書家》他都要買百冊,送給那些愛書的朋友;還有許多讀者對辦好《藏書家》繼續出謀畫策……這都是使編者心頭發熱,既感動又感激的。編者將繼續心中裝著讀者,努力使每一輯《藏書家》對廣大讀者都能是開卷有益、值得品味的書。   至于作者方面, 出好每輯《藏書家》與他們更是密不可分的。不久前,江甦的徐雁、薛冰、王稼句等作者,還趁到濟南開會之機,蒞臨本社與社領導及編者會晤,進行了推心置腹地交談,給編者以很大鼓勵。《藏書家》的老作者黃永年、林夕二先生,慨允將他們關于古籍的鑒別、收藏的講稿分別在本輯發表,是我們的榮幸。另外,本輯新加入的作者有十五位之多,特別是出版、古舊書業老前輩範用、江澄波等先生的文章,或披露出版史上鮮為人知的編輯出版的奇特經歷,或介紹藏書界中久享盛名藏家的軼聞逸事,等等,都是引人注目的。而海外作者沈津、鄭樹森二先生分別寫的文章,則使讀者略窺“異域書情”,定會大開眼界,甚至對國內的收藏界以至出版界都是有借鑒作用的。這些都說明關心、支持《藏書家》的作者越來越多,編者也由衷希望更多的學者、藏書家加入到《藏書家》作者隊伍中來。  還值得一提的是,本輯繼續刊出韋力先生的《藏書訪古日記》,並爭取繼續連載下去。韋力先生是近年來崛起的年青的實力派藏書家,他不僅大力搜藏散落民間的歷代名槧佳刻等善本,並頗具規模,而且多年來長途跋涉,自費到全國各地去尋訪古代藏書樓遺址孑存,錄以文字,存以照片,以期保留曾經輝煌過的歷史殘照,使藏書傳統薪燼火傳,《藏書家》已刊出的幾篇文章僅印證他一小部分足跡,已受到藏界矚目,許多讀者來電來信對此壯舉表示敬重和歡迎。在這里,編者祝願他的尋找藏書文化的萬里長征一路風順,不斷給藏書界和廣大讀者源源送來新發現、好消息。  夏天是火熱的,如果我們始終保持著心中的熱情,去滋育這一冊我們愛書人所喜愛的小書,《藏書家》一定會發育得更加豐潤,以更加完美的姿態展示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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